女士們、先生們：
我們今天準備講些什麼，你們已經知道了。當我們承認精神分析療法的影響主要依賴於移情作用——即暗示時，你們就問過我，為什麼在治療中我們不利用直接的暗示。你們接著又提出了一個疑問：既然暗示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我們是否仍能聲稱我們的心理學發現是客觀的呢？我曾向你們承諾過，我將給你們一個詳盡的答複。
直接的暗示乃是旨在抗拒症狀表現的暗示，是你們的權威性與疾病的動機之間的一種鬥爭。在這種鬥爭中，你們並不介意這些動機本身，而隻要求患者壓製它們在症狀中的表現。無論你們是否置患者於催眠狀態之下，這一點絲毫都不會改變。伯恩海姆以其獨特的聰穎，一再認為暗示是催眠現象的基本成分，而催眠本身就是暗示的一種結果，即一種暗示狀態。他更喜歡在清醒的狀態下使用暗示，這種暗示可以獲得與催眠暗示相同的效果。
對於這一問題，你們願意先聽什麼——是經驗告訴我們的東西，還是我們理論上的思考呢？
讓我們先講前者吧。我曾做過伯恩海姆的學生。1889年，我曾赴南錫拜訪過他，並將他的一本關於暗示的書譯成了德文。我實施催眠治療達數年之久，剛開始時是用“抑製性暗示”（prohibition suggestion），後來是將它與布洛伊爾（Breuer）詢問患者的方法結合起來使用。因此，我評論催眠或暗示療法的結果可以廣泛的經驗為依據。根據古人的醫學見解，理想療法的標準應是收效迅速、結果可靠且不為患者所厭惡。如果我們接受了這一標準，那麼，伯恩海姆的療法至少達到了其中的兩點要求：其收效比分析治療要快——更確切地說，比分析治療要快得多；它既不會造成患者的苦惱，也不會給他帶來不快。但是對醫生來說，長期使用這一療法終究太單調：無論治療什麼病例，都要用同樣的方式，都要采取相同的儀式，都隻限於阻遏各種症狀的出現，而不能了解症狀的任何意義和重要性。這是機械的工作，而非科學的活動，它常帶有江湖騙術的意味，不過為了患者的利益，這一點倒也不必計較。這種療法所缺乏的是第三個特性：它極不可靠。它能用於某些患者，卻不能用於另一些患者。對某些患者來說，它能收到一定療效，對另一些來說則收效甚微，究其原因更無人知曉。更糟糕的是這種療法的效果不能永久保持。用不了多久，人們便會聽說患者舊病又複發了，或者又得了某種新病。盡管可以再次對他進行催眠治療，但一些有經驗的人會在背後告誡他，頻繁地接受催眠治療，會使自己喪失獨立性，會上癮成癖，像服毒品一樣。有時事情的進展也能如人所願：經過幾次努力之後，治療取得了成功，且療效持久。然而，究竟是什麼條件導致了這一有利的結果，仍不得而知。有一次，我用短暫的催眠治療治愈了一位病情非常嚴重的女患者，但她突然無緣無故地對我怨恨不已，結果舊病複發。重歸於好之後，我又治好了她的病，可她又與我發生了糾葛，以致重新陷入疾病。還有一次，也是一位女性患者，我曾多次對她實施催眠治療幫助她擺脫神經症狀態。可有一次，當我正在為她治病時，她卻猛然用雙臂抱住了我的脖子。經曆了這種事情之後，不管願意與否，一個人便不能不去研究在暗示性治療中他的權威性的本質和起源了。
關於經驗，今天就講到此為止。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放棄直接暗示，我們不見得就喪失了什麼無可替代的價值。對此，請允許我再補充幾句。催眠治療的實施對患者或醫生的要求甚少。它與大多數醫生所持的有關神經症的觀點一致。醫生常對神經症患者說：“你沒有什麼病，隻是神經方麵有些問題，所以我隻需用幾句話、兩三分鍾便可消除你的困擾。”但根據我們有關能量法則的觀點，不花多少力氣，不借助於任何適當的方法，就治好一個重症，卻是不可能的。隻要條件類似，那麼，經驗就會表明，神經症治療中很難發生這樣的奇跡。但我也知道，這一觀點並非無懈可擊。類似於“啟動作用”（trig-ger-action）的東西也是存在的。
根據我們從精神分析中所獲得的知識，我們可以將催眠的暗示和精神分析的暗示之間的區別描述如下：催眠治療設法掩蓋和粉飾心理生活中的某些東西，分析治療則試圖揭露和去掉這些東西；前者像是在化裝，後者則是像在動手術；前者利用暗示來阻遏症狀，除了延續壓抑之外，並不改變導致症狀形成的所有過程。後者則在引發症狀的衝突中尋找病源之所在，並用暗示去改變那些衝突的結果；前者將患者置於一種不活動、無變化的狀態下，因此，一旦遇到致病的新誘因，患者就無法抵抗。後者則要求醫生和患者嚴肅認真地對待治療，以解除患者內心的抵抗。通過克服這些抵抗，患者的心理生活有了永久性的改變，並得到了較高的發展，具備了抵抗舊病複發的能力。這一克服抵抗的工作乃是分析治療的基本功能，患者必須完成這一工作，醫生也應該借助於某種有教育意義的暗示為患者完成這一工作創造可能。有鑒於此，我們可將精神分析治療稱為一種後教育（after-education）。
我希望我已向你們講清楚了精神分析的暗示和催眠治療的暗示之間的差異。從暗示可以追溯到移情作用這一事實中，你們也會了解到，催眠治療的結果是反複無常的，而分析治療的結果則是可靠的。在使用催眠時，我們依靠患者移情能力的狀態，卻不能影響這種能力本身。接受催眠的患者的移情也許是消極的，也許通常是模棱兩可的，也許會以特殊的態度來防止自己的移情。對此我們無法把握。在精神分析中，我們注意移情本身，消除反抗移情的東西，並對那些我們可望用來造成影響的手段進行調整。因此，對我們來說，完全有可能從暗示的力量中獲得一種全新的益處並自由支配它。無論患者喜歡什麼，他都不能對自己進行暗示：我們引導著他的暗示，以使他能夠接受暗示的影響。
但是，此時你們會對我說，無論我們將分析的動力說成移情還是暗示，都存在著一種危險：我們施於患者的影響可能使我們的研究結果的客觀確定性變得令人懷疑。對我們的治療有利的東西成了對我們的研究有害的東西。這是人們反對精神分析時最常提出的異議。必須承認，盡管這些話毫無根據，但我們也不能將它們作為不合理的東西置之不理。倘若這些話有其合理性，那麼，精神分析就僅僅是暗示治療的一種偽裝得特別好的、特別有效的形式。它所告訴我們的所有影響我們生活的東西，所揭示出的心理的動力或潛意識，我們都不必予以重視。我們的反對者所持的正是這樣的信念，特別是，他們還以為，所有與性經驗的重要性有關的東西甚至經驗本身都是我們事先在自己墮落的想象中編造出來的，然後我們又將它們灌輸給了患者。這些指控訴諸於經驗，較之借助於理論進行反駁來得容易。任何有過精神分析親身經曆的人都會確信，在許多情況下根本不可能用這種方式對患者進行暗示。當然，醫生能毫無困難地使患者成為某個特定理論的支持者，並因此使患者與他同犯某個可能的錯誤。在這一點上，患者的行為就像其他人——像一個學生，然而這種影響隻限於他的智力，並未影響到他的疾病。畢竟，僅當患者所獲的先行觀念與他的實際相等的時候，他的衝突才能成功地得以解決，他的抵抗才得以克服。醫生診斷中的錯誤會隨著分析過程的延伸而逐漸消除，並為某個更為正確的東西所取代。我們盡力運用某種很謹慎的技術，以避免由於暗示所帶來的過早的成功。不過，即使成功了也無妨，因為我們並不以第一次成功為滿足。直到清除了疾病所帶來的所有障礙，填補了患者記憶的缺失並發現了壓抑的原因，我們才認為分析達到了自己的目標。我們將過早獲得的成功視為分析工作的障礙，而非幫助。隻有通過不斷地消除它們所依賴的移情，我們才算取得了最後成功。這一最後的特點乃是分析療法和純粹的暗示療法之間的根本區別，它將一切以為分析結果的成功歸因於暗示的猜測蕩滌殆盡。在其他各種暗示治療中，移情都被細心地保存著，未曾受到任何觸及；在分析中，移情本身就是治療的對象，其所有的形式也不斷地受到剖析、研究。分析治療結束時，移情本身必須被消除；假使此時取得了成功，假使這種成功得以繼續，那麼，這種成功肯定不是基於暗示，而是由於患者內在的抵抗已被克服，患者內心已發生了變化。
認識到在治療期間，我們總是不懈地與那種能轉換成負的（敵對的）移情的抵抗作鬥爭的事實，那麼，我們就不會將治療的成功僅僅歸之於暗示了。我們不能不指出，分析的許多發現，雖然從某些方麵來看可被懷疑為暗示的產物，但從另一個無可指責的源泉來看則為分析所獨有。這種情形見於早發性癡呆症患者與偏執狂患者。他們當然沒有受暗示影響的嫌疑。這些患者為我們提供的、被轉化為意識的有關幻想、象征的解釋，無可懷疑地與我們從移情性神經症患者身上所獲得的研究結果一致，因而證實了我們的解釋的客觀正確性，雖然人們對此常有懷疑。我想，假如你們在這些方麵信賴分析，那麼，你們將不會誤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