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們、先生們：
由於我們的討論已漸近尾聲，你們心中肯定產生了某種特殊的期望，且不想使之落空。你們肯定會猜想在討論了精神分析的所有問題之後，我決不會在結束演講前不提到治療。畢竟精神分析的實踐是建立在治療的基礎之上的。就我本人來看，這一問題我也不能避而不談。這是因為從接下來所要講的有關治療的東西中，你們將了解到一個新的事實。如果缺乏這一事實，你們對我們所研究的疾病的認識就將是非常不完善的。
我知道，你們並不期望我教你們如何實施精神分析治療的技術，而隻是想對精神分析治療法及其成就有個大概了解。毫無疑問，你們有權知道這一切。然而，我卻不會告訴你們，而是堅持由你們自己去發現。
仔細想想吧！你們已經了解了所有於致病的條件至關重要的事實，也看到了患者患病後所有起作用的因素。那麼，在哪裏有治療的用武之地呢？首先，讓我們看看遺傳素質。我們不常談到遺傳素質的作用，原因在於它在其他科學中已得到重視，而我們自己又沒有什麼新的東西可說，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低估了它的影響，正是作為治療者，我們才非常清楚地認識到了它的力量。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使它有所改變，而必須將它視為某種給定的東西，用它設定我們的努力的限度；其次，讓我們再看看童年期經驗的影響。在分析時，我們往往非常重視這些影響。但它們卻屬於過去，我們無法抵消它們。那麼，被我們概括為“現實的挫折”的一切——生活的種種不幸，及由此而來的愛的剝奪、貧窮、家庭爭吵、婚姻伴侶的錯誤選擇、不利的社會環境以及迫使個體屈從的嚴格的道德標準等，治療在它們麵前的影響又如何呢？可以肯定，這方麵存在著進行有效治療的可能，但必須采用維也納民間傳說中約瑟夫皇帝所用的那種方法——讓人們屈從於一個有權勢的人的好心的幹涉，進而使困難消解。但我們又是什麼樣的人，難道我們也能運用這種好心的幹預作為治療的方法嗎？在社會上，我們無錢無勢，隻能靠醫術謀生，甚至不能像其他醫生那樣對窮人施展醫術：因為我們的治療太費時、費力。然而，你們可能會抓住我前麵提到的某個因素不放，相信在那裏能看到我們的治療將發揮作用。倘若社會所要求的道德限製對強加於患者身上的剝奪發揮著某種作用，那麼，治療就能給他以勇氣，或某種直接的命令，使患者可以克服障礙、獲得滿足並恢複健康，放棄為社會所推崇的、卻常常不能堅持的理想的實現。在這樣的情況下，患者將過上美滿的性生活，並因此而變得健康起來。事實上，這往往給人造成某種印象：精神分析的治療並不為一般道德服務。因為它給予個體的東西恰恰是它將向社會索取的。
女士們、先生們，是誰給你們造成了如此嚴重的錯誤印象？勸告患者“過完滿的性生活”不可能在分析治療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果提出這種勸告的原因僅僅在於我們自己曾宣布，在力比多衝動和性的壓抑之間、在肉欲的趨勢和禁欲的趨勢之間，會出現某種不可避免的衝突的話。這種衝突不可能用助長某種趨勢去戰勝另一種趨勢的方法加以解決。事實上，我們發現，禁欲主義在神經症中占上風，被壓抑的性趨向便在症狀中尋找出路。相反，如果我們準備讓肉欲取勝，那麼，被擱置一邊的性壓抑必定為症狀所替代。這兩種方案均不能消除內部的衝突，總會使一方得不到滿足。僅僅在少數實例中，衝突才如此的不穩定，以致僅憑醫生的支持就能夠消除。而這樣的案例卻不需要分析治療。無論是誰，隻要醫生能如此地影響他，他肯定也能在沒有醫生的情況下自己找到解決的辦法。你們應該知道，假若一個禁欲的男子打算不再反對違法的性交，假若一個未得到滿足的妻子決定找另一位男子尋求安慰，那麼，一般說來，他們無須征得醫生或分析師的同意。
在這一方麵，人們通常忽視了一個要點——神經症中的致病衝突與心理衝動之間的正常鬥爭，雖然建立在同一心理基礎之上，但切不可將二者混為一談。就致病衝突而言，糾紛出現在兩種力量之間，一種力量進入前意識或意識階段，而另一種力量則被阻止在潛意識階段。因此，衝突便不可能有個結局；衝突雙方無法麵對麵地搏鬥，打一個熟悉的比方，就是一個在天南，一個在地北。隻有當二者在同一場所相遇時，才能做出一個真正的決定。我認為，我們的治療的惟一任務便是使這一點成為可能。
此外，我可以向你們保證，倘若你們認為分析治療的任務集中在生活事務的勸告與引導，那麼，你們就大錯特錯了。恰恰相反，我們盡可能避免扮演類似於此的導師角色，而隻想促使患者自己做出決定。帶著這一目的，我們還奉勸他在接受治療時暫時不要做出任何有關職業選擇、生意上的承諾、結婚或離婚等方麵的重要的決定，一切等治療完畢之後再說。你們應該承認，所有這一切與你們所想象的迥然不同。隻有在那些非常年輕、不能自助或者反複無常的人麵前，我們才不能對自己的角色做出這種限定。和他們在一起時，我們不得不既為醫生又為教育者；每當此時，我們非常清楚自己的責任，總是小心謹慎地行事。
我雖急於為自己辯解，可我並不主張分析治療一定要鼓勵神經症患者過一種完滿的性生活，但你們卻不可因此而得出結論，以為我主張分析治療應敦促患者讚同傳統的美德。事實遠非如此。的確，我們不是改革者，而僅僅是觀察者；但是，我們卻不能不用一種批判的眼光進行觀察。我們不可能擁護傳統的性道德，也不會過高估價以社會期待的方式對性生活問題進行的實際調整。我們可以證明，被視作社會道德的東西所需要的犧牲常超出了它本身的價值，道德行為的實施並非立足於誠實，也並不顯得明智。在患者麵前，我們並不隱瞞這些批判，而總是使他們在麵對性的問題時，也能像對其他問題一樣進行公正的思考；假使在治療完成以後，他們越來越能獨立地在過完滿的性生活和絕對的禁欲之間選擇適中的解決辦法，那麼，無論他們的選擇是什麼，我們都不會受到良心的責備。我們告誡自己，任何通過接受教育而了解到自己的真實情況的人都會永遠抵禦不道德的危險，即使他的道德標準在某個方麵已與一般人的有所不同。此外，我們還應避免過高估計禁欲問題對神經症的影響。僅僅在少數病例中，致病的挫折情境和由此而來的力比多淤積才可以通過那種不難獲得的性交來治愈。
因此，你們不能認為，精神分析治療效果的獲得，完全在於它允許患者過一種完滿的性生活。還是另找一種解釋吧！在否決你們的上述解釋時，我想起了我曾說過的一句話，它或許能夠將你們引向正確的道路。我們所運用的辦法肯定是以意識的東西取代潛意識的東西，或將潛意識的東西轉變成意識的東西。是的，正是如此。通過將潛意識的東西變成意識的東西，我們就解除了壓抑，取消了症狀形成的先決條件，將致病的衝突轉變成了一種正常的衝突，而這種正常的衝突肯定能找到某種解決辦法。我們給患者帶來的一切僅僅是這種心理變化：它所達到的程度就是對我們所提供的幫助的衡量。壓抑（或類似的精神過程）一旦被抵消，我們的治療也就結束了。
我們可以用各種不同的公式來表達我們努力的目標：將潛意識的東西變為意識的東西，解除壓抑，填補記憶中的空白——所有這些指的都是同一件事。但你們對這種解釋可能並不感到滿意。你們已對神經症患者的康複形成了某種不同的印象——即，在接受了精神分析的艱苦治療之後，患者將變成另一個人。但總的結果似乎是，他身上潛意識的東西較以前有所減少，而意識的東西則較以前有所增多。事實上，你們可能低估了這種內在變化的重要性。接受過治療的人盡管在本質上依然故我，但他確實變成了另一個人；換句話說，他已經變成了他在最有利的條件下所能成為的一個最好的人。而這就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了。假若你們了解到這一切全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事，假如你們認識到了引起一個人心理生活的這種貌似微不足道的改變需要多大的努力，那麼，你們肯定已開始認識到這種心理水平的差異的重要性。
接下來，我將暫時離開這個主題，問問你們是否知道“病因治療”的意義。所謂病因治療，就是我們所說的不把疾病的症狀視為其突破點而要根除其原因的治療方法。那麼，我們的精神分析法是不是一種病因治療法呢？要回答這個問題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但由此我們卻可以有機會認識到以這種方式提問是毫無價值的。隻要精神分析治療不把消除症狀當做它的首要任務，那它就很像病因治療。但你們可能又會說，從另一方麵來看，精神分析又不像病因治療。因為在很久以前，我們就透過壓抑作用，將病因追溯到了本能傾向、它們在結構上的相對強度、以及它們在發展過程中的偏差。現在假定我們有可能通過某種化學的方法幹預這種機製，增加或減少在特定時間裏所出現的力比多的數量，或以犧牲某種本能為代價去增強另一種本能——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治療就成了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病因治療，我們的分析也就成了病因探索的必不可少的預備工作。可目前還沒有人提出過這種能夠影響力比多過程的方法，這是你們所知道的。我們的精神分析治療可以從另一個連接點開始——這一連接點不在我們所知道的現象的根源上，而是遠離症狀。隻有在很特殊的情形下，我們才能接近這一點。
那麼，我們該做些什麼工作，才能使患者身上潛意識的東西得以為意識的東西所替代呢？我們一度以為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對於我們來說，隻需找出這種潛意識的材料，並將它告訴患者就行了。但是我們已經認識到，這種想法錯就錯在它缺乏遠見。我們的有關潛意識材料的知識並不等於患者的知識。假使我們將自己的知識告訴患者，那麼，他並不會接受，不會用它去取代自己的潛意識材料，而是將它擱置一旁。這就使得我們的知識對患者的影響無幾。因此，我們必須以地形學的觀點更確切地描繪這種潛意識材料，必須在他的記憶深處、在由於壓抑而造成潛意識的地方去尋找它們。必須消除這種壓抑——此後，才能得以順利地以意識的材料去替代潛意識的材料。那麼，我們怎樣消除這種壓抑呢？在此，我們的工作便進入了第二階段。我們首先應發現壓抑，然後再去消除這種壓抑賴以維係的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