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探究這個新事實起源於何處之前，我還得先完成對它的描述。如果患者是男性，那又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呢？至少我們可以希望不會出現這種由性別差異和性吸引所引起的令人討厭的移情。然而，我們的回答肯定與女性患者的情況大致相同。患者也同樣依戀醫生，同樣高估他的品質，對他感興趣，並妒嫉現實生活中每一個與醫生十分親近的人。升華形式的移情在男人與男人之間更為常見，直接的性需求則較為罕見，同性戀表現所占的比例與這些本能成分得以運用的其他方式相比是不正常的。醫生發現大多數男性患者具有另外一種移情的表達方式，這種方式乍一看似乎與我們前麵所描述的相矛盾——即一種敵意的移情或負移情（negative transference）。
我必須先講清楚，從治療開始時起移情就存在於患者的內心，在一段時間裏，它是其進步的最強大的動機。我們看不到它的痕跡，亦無需為它費心，但前提是它有助於分析工作的順利進行。如果它變成了一種抵抗，那麼，我們就必須將注意轉向於它，那時我們將認識到，它在兩種不同且相反的條件下改變著自己與治療的關係：（1）如果作為某種情感傾向它已變得十分強大，並違背自己的初衷明顯地表現為一種性的需要，那麼，它無可避免地會引起內心對自身的反抗；（2）它包含著敵意衝動，而非情感衝動。敵意情感通常在友愛情感之後出現，且以友愛情感作掩護；二者的同時出現生動地描述了情感的矛盾心理，這種矛盾心理支配著我們與其他人之間的絕大部分親密關係。敵意情感像友愛情感一樣都是情感聯係的一種表示，恰如反抗也像服從一樣都表示對他人的依賴，它們前麵所運用的都是“減”號，而非“加”號。毫無疑問，我們應該將患者對醫生的敵意情感稱為“移情”，因為治療的情境肯定沒有為它們的起源提供任何依據。因此，這一必要的負移情觀使我們確信，我們對正移情或友愛的移情的判斷是正確的。
移情究竟起源何處？它給我們造成了什麼困難？我們怎樣克服這些困難？我們最終又能從它那裏得到什麼好處？——這些都是我們在對分析作技術性指導時所要處理的問題，今天我隻簡要地談一下。對於我們來說，要同意患者由於移情的影響而提出的要求是不可能的；而以不友好的、甚至憤慨的方式加以拒絕，又未免顯得太愚蠢。隻有通過向他指出他的情感不是產生於目前的情境，也與醫生無關，而是對它先前發生的某種經曆的重複，我們才能克服這種移情。通過這種方式，我們迫使患者將其重複（repetition）轉化為記憶。借助於這種手段，在每一病例中都對治療構成最大威脅的移情，無論是友愛的，還是敵意的，都可以變成治療的最好工具。借助於這種工具，我們可以揭示心理生活中最隱秘的部分。
為了緩解你們對這種出人意料的現象的出現所感到的驚奇，我還想說上幾句。我們切不可忘記我們所分析的患者的疾病還算不上根除，而是像活的生物體一樣仍在不斷發展著。治療的開始並沒有結束這種發展。然而，當患者接受治療之後，其整個疾病的新變化都集中於一點——即他與醫生的關係。因此，移情可比作一棵樹的木質層和皮質層之間的形成層，新組織的形成及樹幹半徑的擴大正是由於這個形成層的緣故。當移情的重要性提升到這種高度時，患者的回憶工作便退居到次要的位置。所以，說我們不再關心患者以前的疾病，而隻關注業已取代了它的那種新創造的、轉換過的神經症，並非不正確。我們從一開始就追蹤過這種舊病的新版，觀察過它的起源與發展。由於作為它的對象，我們處於其中心位置，因而在與患者打交道時，我們特別易於找到自己的出路。所有患者的症狀皆拋棄了其原初的意義，而獲得了某種寓於與移情的關係中的新意義；換句話說，這些症狀之所以能夠繼續存在，正是因為它們有能力經受這種轉換。然而，假如我們能控製這種新的、人為的神經症，那麼，就等於消除了我們原來所要治療的疾病——等於完成了我們的治療工作。患者如果能與醫生保持正常的關係，並擺脫了被壓抑的本能衝動的控製，那麼，即使在脫離了醫生之後，他也能夠保持這種正常的生活。
對於癔症、焦慮性癔症及強迫性神經症等的治療來說，移情具有特別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們可將它們歸入“移情性神經症”一類。任何人隻要在分析工作中獲得了有關移情的事實的全麵印象，都不會對那些在神經症症狀中求發泄的被壓抑的衝動的性質深信不疑，都不再需要有關他們的力比多特性的更強有力的證據。可以說，正是研究了移情現象之後，我們才確信症狀的意義就是力比多的替代滿足。
此時，我們完全有理由改進我們早些時候對治療過程所作的動力學的說明，使之與我們的新認識保持一致。假如患者要用我們在分析中為他揭示的抵抗來解決正常的衝突，那麼，他便需要一種強大的推動力去影響我們所期望的、導致康複的決策。否則，他可能重蹈覆轍，讓已進入意識的東西再次退回到壓抑之中。此時，在他的鬥爭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東西不是其理智的頓悟——對這種成就來說，它既不強也不自由——而僅僅是他與醫生的關係。隻要他的移情是帶“加”號的，他就會奉醫生為權威，對他言聽計從。倘若缺乏這種移情，倘若出現的是一種負移情，患者就會對醫生提出的勸告與理由充耳不聞。在這種情況下，他的信任不過是它自己發展經曆的重複；它起源於愛，起初並不需要任何理由。假如這些理由是由他所愛的人提出來的，那麼，也隻是到了後來他才對它們加以審查。沒有所愛的人的這種支持，理由就沒有分量，在大多數人的生活中就不會有什麼影響。因此，一般說來，一個人就其理智方麵而言，也隻有在他能夠將力比多貫注於對象時，才有可能受他人的影響。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識到並擔心他的自戀傾向會阻礙即便是最好的分析技術所能帶來的影響。
將力比多對象貫注指向於他人身上的能力當然為每一個正常的人所共有。我所談到的神經症患者的移情傾向不過是這一普遍特性的變本加厲而已。如此普通而又如此重要的人類特性如果從未為人們所注意或意識到，那將是不可思議的。事實上，有人已注意和意識到了這一點。伯恩海姆（Bernheim）就曾以其敏銳的眼光發現，每個人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易受暗示影響的。這一發現構成了其催眠說的依據。實際上，他所說的“易受暗示影響性”（suggestibility）就是移情傾向。隻是他將這一傾向的範圍設想得太小，以致沒有將負移情包含於內。但伯恩海姆從未說過暗示究竟是什麼以及怎樣產生的。對他而言，這是一個基本的事實，他也無法闡明其起源。他不了解他的“易受暗示影響性”取決於性，取決於力比多的活動。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在自己的方法中之所以放棄催眠，僅僅是為了再次發現移情形式的暗示。
不過，在此我要暫停片刻，好讓你們有一個講話的機會。因為我已經看出你們現在已有一種強烈的抗議，如果不讓你們講出來的話，你們就無法繼續聽下去：“啊！你終於承認它了！”你借助於暗示進行治療，恰如一個催眠師！那是我們考慮了很久的東西。但情形若果真如此，暗示若果真是治療中惟一起作用的東西，那麼，你為什麼還要耗費那樣多的精力、時間和金錢，轉彎抹角地去尋求有關過去的記憶、去發現潛意識、去闡釋、翻譯那些受到歪曲的東西呢？你為什麼不像其他人，即誠實的催眠師那樣直截了當地用暗示去治療症狀呢？當然，你也可以找出種種理由為自己辯解，說盡管走了很長一段迂回的道路，但卻獲得了不能為直接暗示所揭示出的、大量重要的心理學發現。可我們不禁要問，這些發現的確定性在今天看來又如何呢？難道它們不也是暗示，即無意暗示的結果嗎？你也同樣可以將你所認為的、似乎是正確的這一領域的東西施加於患者身上，難道不是嗎？
你們向我所提的這些抗議是非常有益的，我必須予以回答。但不是在今天，因為今天沒有時間了。還是留待下次吧！那時，你們會看見，我會回答你們的，但今天我必須將本次演講的話題講完。我敢保證，借助於移情作用的事實，你們肯定能了解我們治療的努力於自戀性神經症無效的原因。
僅用幾句話我就可以將這一點講清楚。你們將看到，揭開這個謎是多麼的簡單，所有的一切又是切合得多麼好。觀察表明，自戀性神經患者缺乏移情的能力，即使有的話，也微不足道。他們拒絕醫生，並非出於敵意，而是對醫生不感興趣。因此，他們不可能受到醫生的影響。他們對醫生所說的治療反應冷淡，毫無印象。結果，對其他人有較好療效的治療機製——複活致病的衝突、克服由壓抑帶來的抵抗——對他們卻毫無作用。他們固步自封，經常將康複的希望寄於自己的努力，由此便導致了種種病態的結果。無論如何，我們都無法改變這一點。
根據我們的臨床經驗，我們認為，這些患者必定放棄了他們的對象貫注，其對象力比多肯定轉換成了自我力比多。據此，我們可將他們與第一組神經症患者（癔症患者、焦慮性神經症患者及強迫性神經患者）區分開來。他們在接受治療時的行為已經證實了上述假定。他們沒有顯露出移情作用，相應地，他們不能接受我們的治療，不能被我們所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