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怎樣才能消除這種抵抗呢？當然是以同樣的方法：先發現這種抵抗，然後再告知患者。實際上，抵抗也起源於壓抑——起源於我們試圖解除的同一個壓抑，或起源於早些時候發現的那種壓抑。抵抗的形成歸因於那個旨在壓抑受拒斥的衝動的反精神貫注。因此，我們現在要做的，也是和以前一樣的工作：解釋、發現並告訴患者。但眼下我們卻做對了。反精神貫注或抵抗不屬於潛意識，而屬於自我。自我是我們的合作者，即使在它不屬於意識的情況下也是如此。我們知道，這裏使用的“潛意識”一詞有兩種意義：一方麵是作為某個現象，另一方麵是作為某個係統。這似乎有些晦澀、有些難懂，但它不過是我們前麵所講的東西的重複，難道不是嗎？對此我們早就有所準備。我們期望，當我們的解釋使自我有可能識別出這種抵抗時，這種抵抗將被放棄，反精神貫注也會被撤回。在這種情況下，與我們合作的動機力量又是什麼呢？首先，是患者恢複健康的願望，這種願望使他願意與我們合作；其次，是患者的理智的幫助。對這種理智，我們是通過自己的解釋去支持的。倘若我們事先給他以適當的提示，那他肯定更容易用其理智識別出這種抵抗。如果我對你們說：“看天上，那裏有個氣球！”這與我隻要你們向上看，看能否看見什麼東西相比，肯定更容易看見氣球。同樣，在學生初次用顯微鏡看東西時，教師必須告訴他將看些什麼，要不然，盡管顯微鏡下有物可見，學生也會對它視而不見。
現在該來談談事實了！在許多神經疾病——癔症、焦慮狀態、強迫性神經症中，我們的期望都得以實現了。通過以這種方法來尋求壓抑，通過發現抵抗和指出被壓抑的東西，我們真正成功地完成了我們的任務：克服抵抗，消除壓抑，並將潛意識的材料轉為意識的材料。在這樣做的過程中，我們最清楚地了解到了患者在克服各種抵抗時發生於患者心中的那種鬥爭的方式——一種建立在同樣的心理基礎之上、發生在力圖維持反精神貫注的動機和準備放棄它的動機之間的正常的心理鬥爭。維持反精神貫注的動機是從前實施壓抑作用的舊有的動機，而放棄它的動機則為新近引發的動機，我們希望這些新動機能幫助我們解決衝突。我們已成功地將導致了壓抑作用的舊衝突重新引起，並對那時就被決定了的過程進行了修正。我們提出的新材料包括：（1）向患者表明早期的決定足以致病，並向他們承諾不同的途徑可以使他們痊愈；（2）告知他們自從原來遭拒絕之時起，所有的情況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當時，自我柔弱、幼稚，也許還完全有理由將力比多的要求看做一種危險而加以拒斥。現在，自我已變得強大而富有經驗，而且還有醫生的幫助。因此，我們可以期望能讓被重新引起的衝突有一個比在壓抑作用中更好的結局。並且，我曾經說過，我們在癔症、焦慮和強迫性神經症中所取得的成功可以證明我們是正確的。
然而，還有一些其他形式的疾病，盡管情況相同，但我們的治療方法卻從未成功過。在這些疾病中，自我和力比多之間存在著一種原始的衝突，從而導致壓抑作用的產生——雖然這一衝突需要從地形學上進行不同的描述。並且，在這些疾病中，我們也可以在患者的生活中追溯到壓抑發生之處。我們利用同樣的方法，準備做出同樣的承諾，並通過提供預期觀念給予同樣的幫助；此外，壓抑發生的時間與現在之間的時距也有利於衝突產生一個不同的結果。但我們仍然沒有成功地消除過一種抗拒或消除過一種壓抑。這些患者，如偏執狂患者、抑鬱症患者以及早發性癡呆患者，總的說來，都不受精神分析治療的影響，並抑製精神分析治療。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決不是因為缺乏智力。我們當然需要患者具備某種程度的智力，但譬如說，那些十分精明且能進行組合的偏執狂患者肯定是不缺乏智力的，似乎也不是因為缺乏其他任何動機。例如，抑鬱症患者不同於偏執狂患者，他們深知自己已患病，而且也知道這正是自己受苦的原因，但這並不使他們有更易於受影響的可能。在此，我們又遇到了一個不能理解的事實，它使得我們開始懷疑我們是否真正理解了我們在其他神經症中可能成功地理解了的所有決定因素。
假使我們現在繼續探討癔症和強迫性神經症，我們很快就會遇到第二個出乎意料的事實。這是因為，待會兒我們不得不注意到，這些患者在我們麵前表現出了某種非常奇特的行為。可以肯定，我們相信自己已考慮到了所有與治療有關的動機，並對我們自己和患者之間的情境進行了合理地說明，因而能像看算術中的計算題一樣一眼就看出結果。但是盡管如此，似乎仍有某個我們沒有考慮到的東西溜進來了。這出乎意料的新東西本身包含有多種形式。下麵我給你們描述的是它所呈現的一些較為常見、較易理解的形式。
我們注意到，那些本應該隻想解決令自己痛苦不已的心理衝突的患者，往往對醫生本人產生一種特殊的興趣。對他來說，一切與醫生有關的事情似乎比他自己的事情還更加重要，他似乎不再關注自己的疾病。因此，在一段時間裏，他與醫生的關係十分融洽，他特別順從，盡可能地表達自己的感激，並顯示出種種出人意料的高雅和美德。醫生也因此對患者產生某種好感，慶幸自己能為這樣一個有特殊價值的人格提供幫助。如果醫生有機會與患者的親戚進行交談，他也會聽到患者對他的尊重和稱讚，並因此深感高興。患者在家裏不厭其煩地頌揚醫生，讚美醫生的種種優秀品質。“他對你滿腔熱情，”他的親屬說，“他格外信賴你，在他看來，你所說的一切都像聖旨。”在一片附和聲中，不時也有目光敏銳的人插進來說：“除你之外，別的東西他一概不談，他一直把你的名字掛在嘴邊。”
我們希望醫生有足夠的謙遜，能把患者對他的高度評價歸於他喚起了患者的種種希望，歸於他擴展了患者理智的視野，使患者在治療過程中出人意料地獲得了茅塞頓開般的啟示。在這樣的情況下，分析也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患者理解了醫生向他解釋的東西，並將注意力集中於治療工作；記憶和聯想的材料源源不斷地向他湧來，其解釋的正確可信連醫生也感到驚訝。醫生很高興地看到，所有這些新異的心理學術語本來深為外界健康人所激烈反對，卻得到了患者如此樂意的接受。此外，分析實施期間呈現的這種真誠合作的關係，也使患者的病情在各方麵不斷好轉。
但這種好天氣不可能持久，總有一天會烏雲蔽日。治療開始出現困難；患者說他再也想不起更多的東西。他留給人最深的印象是，他不再對這種分析感興趣。醫生要他說出他所想的一切，勸他不要一碰到困難就屈服讓步，他均置若罔聞。他表現得好像自己與分析無關，好像從來沒有與醫生有過愉快的合作似的。很顯然，他關心的是某個他並不打算告訴他人的東西。對治療來說，這種情境非常危險。我們顯然遇到了一種難以克服的抵抗。但怎樣解釋它呢？
如果我們能再次闡明這種情況，我們就會發現，這種幹擾的原因是患者將某種強烈的情感轉移到了醫生身上，而這種情感既不是醫生的行為也不是治療期間所產生的情境所能說明的。它的表現方式和所要達到的目標當然有賴於兩人之間的個人關係。假如涉及到的是一個年輕女子和一個年輕男子，我們所產生的印象便是二人在正常戀愛；一位女子經常單獨與一位男子在一起，常向他談及一些個人的事情，而他又是一個能提供幫助的、優秀的男人，那麼，她對他產生愛慕之情，便是很自然的事，對我們來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們可能忽略了我們對一位患有神經症的、存在著愛的能力障礙的女子所應有的期待。醫生和患者之間的個人關係與這種所假定的情況相距愈遠，那麼，我們便越為發現這種反複出現的同一情感關係而感到驚訝。可以想見，一位婚姻不幸的婦女在深深地愛上某位未婚的醫生之後，她會試圖離婚以委身於他；假如因社會阻力而離婚不成，她將會毫不猶豫地表達想與他私通的願望。就是在精神分析之外，這些事情也很常見。但是，在這些情況下，我們驚奇地聽到了已婚婦女和未婚女孩子的表白，這些表白足以證明她們對治療問題持一種特殊的態度：她們說，她們已經知道，唯有愛才能治愈她們，在治療開始前，她們就已期望能通過這種關係最終獲得現實生活中所不能獲得的安慰。正是由於有了這種希望，她們才在治療期間不辭辛勞，克服所有的困難來披露自己的思想——就我們而言，我們便可以補充一句：因此她們才很容易理解那些難以置信的東西。然而，這種承認卻使我們深感驚異：它使我們所有的預測都隨風而去。究其原因，難道是我們沒有考慮到這一最為重要的成分嗎？
的確，我們的經驗越豐富，我們就越忍不住做這種修正，雖然這樣做會將我們的科學主張置於羞愧的境地。在開頭幾次，人們可能會認為，分析治療之所以遇到幹擾，乃是因為某種偶然的事件——某種非有意的、非治療所引起的事件。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在各種新的案例中，在最不適宜、最荒唐可笑的情境中，甚至在老年婦女和白胡子醫生之間，在由我們看來根本不存在引誘的那些地方，也會經常出現類似於此的患者對醫生的情感依戀。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不能再將它視為某種偶然的事件，而必須認識到我們處理的乃是一種與疾病本身的性質有著密切關聯的現象。
這種我們十分不願意承認的新事實就是我們所謂的移情作用（transference）。我們指的是患者將情感轉移到醫生身上，因為我們不相信治療情境能證明這些情感的發展是合乎情理的。相反，我們猜想這些情感的整個準備起源於他處，相信他們早已存在於患者的內心，而現在則借分析治療之機轉移到醫生本人身上。移情似乎能成為某種對愛的情感需求或愛的較為溫和的形式。在一個女孩與一位老翁之間所呈現的可能不是戀愛的願望，而是女孩作為老翁最喜愛的女兒的願望；力比多的願望在稍加修改後會轉換成一種難舍難分的、理想的柏拉圖式的友誼。有些婦女能成功地使移情得到升華，得到重塑，直到它獲得某種存在的可能性為止；而有些人則隻能以其粗魯的、原始的而且多半是不可能的形式將它表現出來。但它們實質上是同一回事，它們的起源相同，這是有目共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