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我們找到了神經症病因學中的第三個因素，即衝突的傾向（tendency to conflict）。這一傾向同時取決於自我與力比多兩方麵的發展。這樣，我們對神經症起因的了解便更趨完滿了：（1）神經症的最通常的先決條件是挫折；（2）迫使神經症朝著特定方向發展的是力比多的固著；（3）神經症的產生也與衝突的傾向有關，這一傾向萌生於自我的發展，旨在否認力比多的衝動。因此，神經症的起因問題並不像你們在聽我的演講所感受到的那樣令人困惑、那樣不可理解。然而，我們也確實感到了我們的研究還不能就此止步。有一些新的東西尚有待於進一步去發現；已為我們了解的那些東西，亦有必要去拓展。
為了向你們說明自我發展對衝突的形成、以及對神經症之發生的影響，我想給你們舉一個例子。此例盡管完全出自杜撰，但事實上也絕非毫無可能。我稱此例（借用內斯特羅滑稽劇的標題）“樓上樓下”（In the Basement and on the Frist Floor）。管家住在樓下，富有而受人尊敬的主人住在樓上。假定他們都有孩子，並且，主人亦允許其小女兒與管家的小女兒在一起自由玩耍，不對她們進行任何監視。她們的遊戲很容易變成“頑皮的”——亦即，帶有性的性質；她們分別扮演“父親和母親”，並相互窺視彼此最隱秘之處，甚至互相刺激對方的生殖器。管家的女兒雖然隻有五六歲，卻有大量的機會觀察與性有關的事情，因而在遊戲中她很有可能扮演勾引男人的女人。此類經曆即便持續時間不長，仍足以引起兩個小女孩的性衝動。當此類遊戲完全終止之後，這些衝動在隨後的許多年裏便會以手淫的方式表現出來。兩個小女孩的這些經曆雖然相同，但在各自身上導致的結果卻大不一樣。管家的女兒也許會繼續其手淫行為，直至初潮來臨，她才能毫無困難地放棄這一行為。幾年之後，她會找到一位愛人，或許會生一個孩子。她會從事某種職業，也可能會成為一位受人歡迎的女演員，以一位貴婦人的身份終其一生。她的事業也很可能不太輝煌，但無論如何，她決不至於因早年的性活動而受到傷害，不至於患上神經症。那位主人的女兒的情況就截然不同。還在孩提時，她就知道自己做了某種錯事；不久，或許是在經曆了激烈的鬥爭之後，她放棄了手淫的滿足，但心中仍不免有某種苦悶之感。在少女時代，她對人類性交有了一定的了解，於是她對手淫便會產生一種難以言狀的厭惡之感，並寧願自己仍處於無知狀態。此時，她可能屈從於一種新出現的難以遏製的手淫的壓力，但不敢將此事告訴別人。當她應該向某男子施展其女性魅力時，神經症便突然發作，使她逃脫婚姻及對生活的希望。分析、了解其神經症，我們就會發現這個受過良好教育且聰明、超凡脫俗的女子完全壓抑了自己的性衝動。然而，這些衝動仍無意識地附著於她孩提時代與其朋友共有的那些卑劣經曆之上。
為什麼兩個小女孩早期經曆相同，此後的生活卻迥異呢？這主要是因為，她們之中有一個人的自我經曆了某種發展，另一個人則沒有。對管家的女兒來說，後來生活中的性活動像童年期一樣是自然而無害的。對主人的女兒來說，情況則有所不同。她受過良好的教育。內心裏亦接受了教育的影響。於是，她的自我便確立了一種理想：作為女性，應保持貞潔，應清心寡欲。因此，教育在使她的自我獲得道德、理智方麵的較高發展的同時，亦削減了她命中注定要扮演的女性角色的興趣，使她陷入了與其性欲要求的衝突之中。
接下來，我還想詳細講講自我發展的另一方麵。這一方麵是因為，在我心中還有某些更為遠大的目標，另一方麵也因為，我們曾嚴格地區分了自我本能與性本能，但這種區分並非不證自明的。眼下這一討論正好能為這一區分提供證明。在判斷這兩種發展過程——自我與力比多的發展過程——之時，我們必須強調我們迄今尚未考慮的一個方麵。因為從本質上說兩者均來自遺傳，均為整個人類史前漫長發展的縮影。對力比多的發展來說，我敢肯定，它的發展有著明顯的種係發生的（phylogenetic）起源。試想一下某些動物的生殖器官與嘴有密切聯係，某些動物的生殖器官則很難與排泄器官區分開來，還有些動物的生殖器官則與運動器官有關——所有這些你們都能在W·波爾希的名著（1911-1913）中找到有趣的描述。人們會驚訝地發現，在動物中，存在著各種性組織的倒錯現象。然而，就人類而言，這種種係發生的觀點卻非顯而易見，因為對人類而言，本質上屬於遺傳的東西在個體發展中尚須重新獲得。這可能是因為原先是引起這種習得的條件現在依然存在，並繼續對每一個體產生影響。這些條件的作用原先都是富有創造性的，但現在卻隻能起到一種喚醒作用了。此外，在每一個體中，既定的發展過程亦有可能受到外部影響的幹擾，並發生改變。不過，那種迫使人們不得不經曆這種發展、且至今仍沿著這一方向施加影響的力量，已為我們了解到了。這便是由現實所引起的挫折，換成一個更實質性的、更華麗的名稱，便是生命需要的壓力——必要性（'Aváγuη[艾蘭克]）。作為一位嚴厲的教育者，必要性教會了我們許多東西。神經症就是其嚴厲所帶來的惡果。無論何種教育都難免出現這種危險。順便指出，強調生存必要性作用，並不需要降低“內在發展傾向”（internal developmental trends）的重要性，假若這種傾向存在的話。
值得提及的是，在現實的必要性麵前，性本能和自我保存本能的表現方式並不相同。自我保存本能及其有關的一切更容易受到教育。它們很早就學會了遵循必要性的旨意，學會了使自己的發展與現實的教導相一致。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它們不能以其他方式獲得自己所需要的對象；如果沒有那些對象，個體就難逃死亡的厄遠。性本能則較難受到教育，因為它們從一開始就不需要對象。它們像寄生蟲一樣附著於其他的機體功能之上，亦可以從自身求得性愛的滿足，因此，它們從一開始就不必受到現實必要性教育的影響。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種任性的、不受影響的特點（我們稱之為“非理性的”）往往會保留終生。對年輕人來說，他們的可教育性一般在其性需要達到最強烈時即告結束。教育工作者已充分認識到了這一點，並采取了相應的措施；但如果他們接受了精神分析的研究結果，那麼，他們便可能將教育的主要影響轉移到童年的最早時期，即從嬰兒期開始。小東西常在四五歲時就已完善，此後，它隻不過漸漸顯露其已有的稟賦而已。
為了全麵估價我所指出的這兩組本能之間的差異的意義，我們將不得不回過頭去，介紹一種應被稱為經濟的的考慮（參見第18講）。這會將我們引向精神分析的一個最重要、但不幸也是最難解的部分。我們可能會問，我們的心理器官的作用中是否有一個主要的目的？對此，我們能做出一種最為近似的回答：這個目的指向於快樂的獲得。仿佛我們的整個心理活動都是趨樂避苦的——自動地受快樂原則（pleasure principle）的調節。有關這一原則，我們最想知道的是什麼樣的條件會引起快樂，什麼樣的條件又會誘發痛苦。而這正好是我們所不知曉的。我們隻能冒昧地說：快樂以某種方式與心理器官中占優勢的刺激量的減少、降低或消失相關聯，而痛苦則與刺激量的增加相伴隨。對人類所獲得的最強烈的快樂——完成性行為的快樂——所做的考察已證明這一點是確鑿無疑的。既然這種快樂的過程與心理興奮或能量的量有關，我們便稱這種考慮為經濟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描述心理機構的任務與成就時，我們也可不用這種強調快樂的獲得的方式，而代之以另一種更為全麵的方式。我們可以說，心理機構服務於這樣的目的：控製、處理影響到它的內外部刺激量和興奮量。很明顯，性本能自始自終都趨向於快樂的獲得。它們保持其原有的機能不變。其他本能，即自我本能，起初也具有同樣的目的。但是在必要性的影響下，它們很快學會了用其他原則來取代快樂原則。對它們來說，避免痛苦的任務與獲得快樂的任務同等重要。因此，自我發現它有時不可避免地要舍棄直接的滿足，延緩快樂的獲得，忍受某些不快樂，甚至完全放棄某種快樂的源泉。於是，受過教育影響的自我就變成了“理性的”；它不再讓自己屈從於快樂原則的控製，轉而遵循現實原則（the reality princi-ple），這一原則從本質上來說也是追尋快樂的獲得，但這種快樂即便在被延緩、減小了的情況下，也必須考慮到現實是否允許。
從快樂原則到現實原則的過渡乃是自我發展中最重要的步驟之一。我們已經知道，隻是到了後來，性本能才極不情願地進入了這個發展階段。以後，我將告訴你們，人類的性欲滿足與外界現實建立這樣一種鬆散的聯係。對於這一問題，我還要講的最後一點是，如果人的自我也經曆了像力比多一樣的發展過程，那麼，在聽到所謂的“自我的退行”（regression of the ego）時，你們就不會感到意外了。那時，你們一定會急於知道自我向其發展的較早階段的這種退行在神經症的產生中究竟發揮著什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