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經過幾年的積累之後，矛盾開始變得尖銳對立。突出表現在，由於人民生活對重工業產品（如電、汽、鋼材等）的直接消費，以及消費品生產和投資對生產資料需求的迅速增長，很多重工業產品非常緊張，從而又導致了重工業投資的適度擴張。這一投資擴張的運行程序可以表述為：消費增長——消費品需求增長——消費品生產擴張——消費品生產投資擴張——生產資料需求擴大——生產資料部門生產——重工業和投資擴張——整個投資規模擴張。
以上對投資結構推動投資規模膨脹的實況分折，還僅僅限於北京地區的範圍。應當指出的是，北京作為我國工業產值居第二位、並擁有“兩山八石景山——首鋼、燕山——東煉）的城市，還擔負著為全國提供冶金化工原材料和機械製造設備的重要任務。上述投資擴張運行程序，也是全國“消費熱”和經濟過熱對北京重工業脇加壓力的結果。作為首都城市，應當嚴格地限製重工業以保證和突出政治文化中心的職能，保護首都的環境。但是重工業不僅是北京的重要財源，而且在全國的經濟中也占有重要位置。在這裏發展重工業，盡管有水資源、環境等諸多限製因素，但也有許多一般地區和城市尚不具備的有利條件。如，城市基礎設陁的基礎較好，配套水平高，投入少產出多等。北京近年來重工業投資繼續擴張，莊是這些矛盾鬥爭和作用的表現。
（三）預算外資金失控是投資規模膨脹的第三個結構性原因
“四五”時期以前，投資領域是國家預算內投資的一統天下。在此期間發生投資規模膨脹，主要原因都是由於國家在製定計劃時急於求成，指標定得太高而造成的失誤。粉碎“四人幫”後的第二年，北京預算外投資開始明顯上升，到“五五”最後一年，它在全部投資中的比重已達到44.3%。“六五”第一年，預算外投資便超過廣預算內投資，此後仍繼續迅速上升，到1988年，其所占比重已達到70%。
預算內投資比寬大幅度下降，削弱了國家對經濟和投資的調控能力。從另一方麵看，預算外資金的迅猛增長，又增加了對投資規模控製的難咬。再加上新舊體製摩擦，健全的投資機製尚未建立起來，使得預算外投資有如脫韁之馬，難以駕馭。近年來，盡管國家和市政府年年搞壓縮投資規模，但卻收效甚微，一個重要原因，投資格局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由於價格、經濟利益杠杆的驅動，預算外投資特別是自籌投資方向失控，投資結構嚴重扭曲，這部分資金主要投向建設周期短，投資風險小，贏利快的“短、平、快”項目和非生產性項目，重點建設資金短缺，增加預算內投資，使國家和市兩級財政不得不跟在預算外投資項目後麵進行填平補齊的配套建設，很難做到量力而行。
（四）城市基礎設施投資滯後是投資規模膨脹的第四個結構性原因
城市基礎設施的嚴重短缺，是人們對北京經濟過熱、投資結構不合理感受最強烈的一個側麵。翻開近幾年的市政府工作報告，可以看到市長每年都在強調調整投資結構，報告當年城市基礎設施比上一年增加的統計數字。使人們有理由相信，市政府和有關部門對抓這項工作確實是非常重視的，已經盡了全力。但是，人們感受到的實際情況卻聽到看到的統計數字不大吻合。對其中的道理，需要進行綜合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才能做出正確的回答。
建國以來，除了經濟恢複時期情況特殊，“三五”時期由於修地鐵，城市基礎設施投資的比重很高之外，其他時期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占全部投資的比寬，最低為16.2%，最高為26.2%，41年平均比重為20~18%。“四五”以來，城市基礎設施占全部投資的比重是一種下降的趨勢。這同人們對城市基礎設施短缺造成的各種供給緊張的感覺是一致的。
80年代基礎設施投資增長速度是較高的，特別是進入“七五”以來，平均年遞增24.7%。但是即使這樣，它的增長速度同整個投資的增長速度也隻是大體持平。而1986~1988年這二年，年度投資額比城市基礎設施投資額的平均增長速度高1.8個百分點。
再仔細分析“七五”前四年的情況。在投資規模擴張的前三年，基礎設施投資占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分別為15%、16.4%和16.7%，比例不僅低於基礎設施投資比最低的時期之一“六五”時期，而且也低於“七五”前四年基礎設施投資占全部固定資產投資比1的平均值。1989年，城市基礎設施投資比上一年增長14.2%，而當年的投資額由於頂縮投資規模下降了11.9%。這一年城市基礎設施投資比覓的升高，既有投資結構調整的作用，也有投資規模壓縮的效應。
如果隻注意增加基礎設施的投資額，不進行投資規模的控製，城市基礎設施占整個投資的比例不僅不能升高，還有可能下降。從1989年比1988年基礎設施占全部投資額比重增長的5個百分點看，結構性增加所占的份額為2.4%，所起的作用占2.6。再從這四年基礎設施增長幅度看，前兩年的增長率分別為10.7%和52%，增長幅度分別排在第三位和第一位。但是這兩年基礎設施投資的比市卻是最低的，僅為15.3%和16.4%。原因是這兩年投資規模的增長幅度問題也很高。事實告訴我們，在同樣強調提高城市基礎設施投資比例的條件下，投資擴張年份的基礎設施投資比例卻上不去，而投資規模壓縮年份這一比例卻有了提高。這一車實有力地支持了我們前麵的立論：投資結構的合理化離不開投資規模的調控。
除了上麵我們所談的投資規模擴張對投資結構失衡的直接影響之外，我們還可以從更深的層次上找到為什麼近年來城市基礎設施投資短缺這一結構性矛盾如此突出的答案。它牽涉到經濟運行的機理。投資規模膨脹，不僅使基礎設施比例難以提卨，而且啟動生產和消費熱源的閥門，增加對投資和消費品的需求（最終轉化成和派生出的消費基金數量等於投資額的42%）。使已經形成的、超過當年建設新增固定資產若幹倍的龐大存量固定資產加快了運轉速度，人們的消費量也隨之增加。所有這些都需要城市基礎設施及其提供的產品為之配套。這種投資規模膨脹推動經濟和消費發熱釋放出來的能量，對投資結構失調矛盾的激化，有“火上澆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