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實證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北京地區發生投資規模膨脹有四個結構方麵的原因。
（一）投資的非生產化傾向是近年來投資規模膨脹的第一個結構性原因
生產性投資是生產部門補償和新增物質生產能力，維持和擴大社會再生產的直接手段。它不僅能夠擴大社會再生產規模，而且能夠改變社會再生產結構。保持一定量的生產性投資，是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增長的需要。非生產性投資雖然不直接補償和增加物質生產能力，但也是社會聽必需的。因為，生產的手段，生產的目的是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與文化生活的需要，非生產性固定資產如住宅、校舍、教學樓、科研設施、公共娛樂設施，國防工程等，都是人民生活、學習、娛樂和國家安全不可缺少的物質條件。缺乏必要的非生產性投資，就會影響勞動者的積極性，妨礙其技術水平的提高，抑製對生產的需求,從而抑製生產的增長。但是，如果不顧國力，市力的可能，非生產性投資搞得過多，擠了生產性投資，妨礙物質生產能力的擴大，就會使經濟發展失去後勁，非生產性建設將成為無本之木，難以為繼。
仔細觀察北京地區生產與非生產性投資的曆史演變過程可以看到，建國到“一五”這段時間，除個別年份二者各有偏高的情況外，從整體上看，比例是基本正常的。但是，從“二五”到1978年這段長達25年的時間裏，由於片麵地執行“先生產、後生活”的方針，“骨頭”生產性投資）與“肉”（非生產性投資）的比例嚴重失調。生產性投資的比重過大，非生產性投資支出則太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這種傾向得到扭轉，但又出現了非生產化的投資傾向，非生產性建設投資上得太猛，盲目提高建設標準，超越了經濟發展水平，成為這一時期投資規模膨脹的一個重要原因。這是北京地區投資規模膨脹的一個新動向、新特點。
由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管理體製所決定，北京既不能不搞經濟，也不能把經濟放到壓倒一切的地位，衝擊首都的政治、文化中心職能。這一基本格局在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不會改變。北京的經濟發展已走過了“斷奶”階段，改革開放前那種“全國保北京”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從根本上看，北京的發展要立足於“以我為主”。因此，北京非生產性投資比既要高於一般的省市，但又不能過高。低了會影響首都功能的實現和發揮；但超過適當的比例，又會擠生產、擠積累，削弱後勁，影響北京的長遠發展，使非生產性建設投資最終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通過全麵分析我們認為，在今後十年內，北京地區固定資產的非生產投資比重保持在左右、上限不超過50%比較適宜。“一五”時期，北京的生產性與非生產性投資比為51.5:48.5，這一比例關係是比較適當的。
從“二五”到“四五”這一較長的曆史階段，生產性投資比例畸形，非生產性投資比例畸輕，其中，“三五”時期的非生產性投資額僅3.25億元，生產性投資與非生產性投資比例高達88.8：11.2。“四五”時期非生產性投資28%的年平均增長速度，是由於三年調整和“三五”時期的非生產性投資基數低而產生的一種回升現象。從實際投資額看，這一時期的非生產性投資仍遠遠低於“一五”和“二五”，它與生產性投資的比重僅為19.6:80.4。“五五”時期，非生產性投資比重在原有的低水平上迅速上升。到“六五”時期，兩者的比重出現置換。盡管這一時期非生產性投資比重的大幅度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帶有償還欠賬的性質，但是，它在“五五”時期高速增長的基礎上繼續以超出生產性投資增長速度將近一倍、全部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5個多百分點的速度上升,這樣的增長勢頭還是過猛。“七五”的頭四年，非生產性投資與生產性投資的比例還在上升，達到56.2:43.8，比生產性投資的絕對量多出60億元。
“五五”、“六五”時期非生產性投資持續多年高速增長埋下的隱患和形成的矛盾開始暴露出來，並在1986年和1988年兩度爆發。1989年，在投資壓縮中，非生產性投資的比例仍高達56.9%，表現出極強的剛性。這一結構性失衡的投資規模膨脹後果，需要經過多年的持續努力才能得到全麵調整。
（二）輕工業投資的高速增長帶動重工業投資的進一步擴張，是近年來投資規模膨脹的第二個結構性原因
重工業擴張推動投資擴張有兩種情況，一種是重工業自我擴張，帶動投資規模的擴張，另一種是消費和消費品生產與投資擴張，增大對生產資料的需求，帶動重工業生產和投資的擴張，進而導致整個投資規模的擴張。“五五”以前，北京的投資擴張厲於第一種類型；“六五”到現在，北京的投資擴張則屬於第二種類型。更確切地說，這種類型的轉化從“五五”最後一年就已開始了。1980年，輕工業投資從上一年的1.5億元一下子增加到3.7億元，增長146.7%，使輕工業投資占全部工業投資的比重從上一年的15.7%提高到25.8%。
解放後，除“三五”以外，工業投資始終占北京生產性投資的半數以上，“四五”以來，其比重一直在加大。在工業投資的內部結構中，重工業占據了絕對優勢，其中“二五”到“四五”三個五年計劃時期，比重都高達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一個典型的畸形型投資結構；同時，從“二五”到“五五”時期，北京生產性投資占全部投資的比重高達63%~88%；所以，在這段較長的時問裏，北京投資規模膨脹的發生程序為：重工業投資擴張推動整個投資規模的擴張。投資主要用於重工業內部的自我循環和服務，對消費、消費品生產和投資的推動作用不強，而且擠了消費、消費品生產和投資，使人民生活長期得不到應有的改善，最終也阻礙了重工業自身的良性發展和投資規模的正常擴大。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消費的地位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收入和消費品需求大幅度增長。“六五”期間，輕工業投資高於重工業投資的增長速度達20個百分點還多。這種結構的大調整，在實際操作上有些操之過急，超越了現實的國情，同經濟和投資活動的運動規律也有相違背的地方。結果，在調整產業結構和提高消費水平上，犯了過去在發展生產、擴大積累方麵所犯的同樣的毛病一一“急躁病”。“六五”前期，這一偏差的弊端還沒有暴露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