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以上三個安撫殷商遺民的手段在當時有效果：宋國方麵，宋人（殷人）安頓下來。九夷方麵，任其發展，後竟為一國。魯國方麵，更成為周邑之外的另一個周王朝政教中心，雖與九夷隻隔一個海灣，與宋衛（衛也是殷商故地）非常近，但魯地之民更親近周，而不再親近殷。畢竟，那已成過去。現有一切，都是周。宋也是周，衛也是周，列國與魯國，全是周。孔子曾想“居九夷”，後來沒去成。
孔子本是殷人之後，卻說“吾從周”，這種現象的出現，不是因為武王的暴力，而是因為周公的“合教改革”。當殷人與周人同一上帝，同一祭祀，同一儒服，則殷人與周人自然合而為一。
但事情又還沒完。周公歿後，過了幾百年，到了東周，宋國的宋襄公突然鬧起“複國遊戲”，明說要恢複殷商，其實要做齊桓公之後的又一個中國霸主。此事見載於《左傳》。但宋襄公失敗了。不過由他掀起的複國運動卻好像有燃起之勢，宋、衛、魯等國似遙遙相呼。
孔子正於此時出場。孔子周遊列國時，在宋演禮，遭到宋司馬的破壞，這就是一次與複國運動的交鋒。孔子以殷人正統的身份宣告了周王朝因天命所屬，具有無可動搖的合法性，“吾從周”，話說得很明白。可以說，孔子阻止了當時一場足以撼動中國的動亂。孔子此舉，充滿了因時而變、又天道不變的周易精神，實是周公當之無愧的傳人。
孔子在安撫這場動亂時，為向周王朝表明心跡，他專程去了一趟周邑。一是麵謁周天子，這時他是以殷商遺民領袖的身份說話的。孔子去見的第二個人是老子，這才是他去周邑的真正目的。
孔子是繼周公之後的魯國太廟祭司，而老子是周邑太廟祭司，他們這次兩地“牧首之會”，實是改變了中國當時、後世的一次曆史大事件。
孔子必須去見老子，向他取得諸多關乎律法的正典，以正國人之心。
老子的職份
說到這裏，我必須先為老子正名。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裏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守藏室之史是個什麼官？現在學界流行一個說法，說老子是當時的國家圖書館館長，此說無誤。夏商周三代的圖書形式主要是鼎、骨與簡刻。王室藏書之地稱“藏室”、“冊府”，即國家圖書館。因為三代的書很特殊，不是紙書，而是器物書，它體積大、重量大，必須要有專門的大房子安置。地上是天房，地下是地窖，故稱“藏室”。管理三代圖書的史官之名，夏稱太史令，商稱貞人、作冊、史，周稱大史、小史，國家圖書館館長就是大史。
那麼，老子是大史還是小史呢？《公羊傳疏》載孔子去周邑見老子後，又曾派弟子“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我又聯係《史通·史官建置》的說法：“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誌。”得出了老子正是大史兼小史、地位特殊又崇高的當時國家圖書館館長之結論。“周史記”即周朝正典，指周禮、周易、周書等書，“百二十國寶書”即邦國之誌。老子既然有權力同時給孔子周朝正典與邦國之誌，他本人自然是大史兼小史的館長。不過我這個考證已無新意，因為老子是國家圖書館館長已是公論，我隻不過自己又證明一遍罷了，過一過考證的癮。我在此想說的是：
一，周的史官即天官，是當時的祭司。
不是誰都可以管理周室圖書，圖書，尤其王室圖書，裏麵有國家重要的檔案、情報、地圖，以及更重要的祭祀記錄、王室族譜，是國家命脈，是王位保證與王位象征。試想，沒了祭祀記錄，祭司怎能憑空禱告？又試想，沒了王室族譜，新天子怎樣上台證明自身？
因此，周王室圖書的管理者地位極其崇高，簡直就是掌握了國家的命脈、機密與權杖，從宗教方麵講，這人比周天子更接近上帝。這人，隻能是大祭司。商周文獻出現頻率極高的兩個詞“王”與“史”，往往伴生出現，這實即君王與祭司同時掌國的證明。
夏商周都以宗教立國，如果君王兼為大祭司，則無二話。如果君王是君王、祭司是祭司，則祭司手中必有權杖，以製衡君王。而管理圖書，就是祭司權杖的最重要體現之一。老子為周王室祭司，亦即全中國的大祭司。“守藏室之史”，這個官可不是一般的官，斷不是後世如太史公父子、劉向父子那樣僅僅是史官。
二，周的守藏室不是獨自一室，而是在太廟中。
守藏室是太廟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這一角度講，守藏室即太廟，太廟即守藏室。它既是周王室祭祀祖先的家廟，又是祭司帶領王室（特殊時候還帶領大臣與百姓）祭祀上帝的國家之廟“太廟”。
因為是太廟，所以藏有祭神必備的周禮、周易等正典；因為是王室家廟，所以藏有王室宗譜與重要的國家檔案。
這個地方可不是一般人都能進的，理論上隻有祭司與君王才能進入。但君王也不能隨便在太廟走動，因為如果不是因為祭祀上帝，君王並無來太廟的必然理由；況且太廟中有諸多王室秘密，如果盡數被君王知悉，則必會引起某種變動。
因此，祭司掌管太廟鑰匙，是對君權的一種控製，是夏商周三代“祭司高於君王”的體現，亦即三代以宗教立國、敬事上帝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