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如何，孔子把女兒嫁給公冶長，實是讓三方都滿意的一件美事。聖人做事有法度，有人情，俗事成美事。
孔子把大白天睡覺的學生揪了起來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於予與何誅！’”（《論語·公冶長》）
前兩句好懂，後兩句較難。“不可圬”的“圬”即扶，朱子釋為“镘也”。镘是鏟土的工具，也就是用工具築牆的意思。“糞土之牆不可圬”意思是用糞土做的牆是立不起來的，料子太差！比喻宰予天生不是塊料。
“糞土之牆”一詞又透露出魯國當時的風氣，大約當時魯國人中有一部分遊牧民族，農牧雜居，習性相染。牧民傳統用牛糞作燃料，從住帳蓬改為築屋定居後，也將牛糞與泥土摻雜築牆。這種糞土之牆肯定是不結實的，反映了遊牧民族還沒完全接受漢地先進的生活方式。孔子說“糞土之牆不可圬”，是平時的觀察，隱隱包含了對改進遊牧民族落後生活方式的期待。這時他用這句話說事，倒並無民族歧視的意思。
“於予與何誅”，這話很重，是對宰我大白天睡覺這一行為的嚴厲批評。“誅”，指殺。“於予與何誅”意思就是“我該怎樣殺了你”。嗬，孔子出格了，怎會說這話？這不像讓人如坐春風的孔子呀。
原來，孔子生平最痛恨懶惰。他本人是異常勤奮的，僅從他編六經時的工作量來看，就異常巨大。孔子認為懶惰會引起腐敗墮落，直接導致亡國亡家亡人。
孔子在此說了重之又重的重話，一點也不出格，這是他的本份。
當然，孔子並沒有真的殺了宰予，經宰予改正後，孔子還傳給了他諸多重要學問，宰予也成為了著名的孔門弟子，賢人。孔子曰“過則勿憚改”，即此之謂也。
孔子為人溫和，但脾氣之大、之火爆也是出了名的，性格之倔也是出了名的，這是山東人的習氣使然，更是孔子本人的特點。
孔子的責任心很強，使命感很重，他需要建立一個有純粹信仰的勵精圖治的團隊，當然不允許宰予晝寢的行為。而在另一次，他的脾氣發得更大，因為冉有違反律法，附從季氏斂財，孔子立即將這個叛徒毫不客氣逐出了門牆。
孔子經常到城鄉各處轉悠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也，不如丘之好學也。’”（《論語·公冶長》）
這話表明孔子經常到城鄉各處轉悠。顏回的陋巷，他肯定也經常去串門。不一定是老頭才能轉悠，年輕人也可以經常轉悠。這不是遊手好閑，而是體察風土人情，大大地有益於生活與學問。
我現在幹活累了，有時也到良鄉農村四處看看，要不就到菜市場買菜，聽聽此起彼伏的叫賣聲，看看人來人往，非常有益且有趣。正月裏我回老家，到灣子裏吃年酒，酒後我看我幺爹編兔子籠籠，又到田間看人家捉魚，到處走走，分外有益。至於趕場天喝茶，那更是讓人增長見識的速成法子。
孔子的學問全是轉出來的，如果他不曾周遊列國轉一圈，就不會做出那麼大的事業來。從上引的話來看，孔子轉悠的習慣從年輕時就已養成。這，正是孔子在《易傳》中說的“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大義所在。北大博物館門前立了一個日晷，晷上刻著《易傳》上的這句話。再往西行不遠，就是北大西門。北大西門向來是個鬧市，你在這裏可以看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發生。
“十室之邑”是個小鄉鎮，孔子到過周邑這種大城市，也到過衛邑這種繁華地方，但他最熟悉的還是小鄉鎮。孔家所在的曲阜原來也不大，孔子死後，據《史記》載：“弟子及魯人往從塚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日孔裏。”以後逐漸成為一個大鎮，曆代下來，成為一個頗具規模的城市。從魯國的城鎮變遷史我們也可見孔子的影響力，聖人之德惠及禽獸，城鄉均受教化隻是當然。
孔子四處轉悠，考察人文，到過很多地方，認識很多人，他得出的結論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我們把這句話結合他的另一句話“裏仁為美”，可見孔子熱愛老百姓，認為有很多好人。
我尤其注意到，孔子在這兩句話中講的“仁”與“忠信”都不是學者通過修養學來的美德，而就是老百姓天生的美德。這反映了孔子的一個思想：仁義是先天的，是德，更是道。事實確是如此，我們看農村的老農民，城裏的老工人，小賣部的老大媽，常常覺得他們比有錢有勢的人更像人，原理即此。
但孔子又說那些天生有美德的人“不如丘之好學也”，意思是先天美德還需後天鞏固，否則也會在後天流失。好學，即好道也。
孔子很熟悉農事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驛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論語·雍也》）
孔子對弟子仲弓說：“犁田的老牛生下的小牛長得又紅又壯，角又生得正，即使我們不想用它來祭祀，山川之神（即天地之神，上帝）都不會舍棄它。”
孔子這是講祭祀，顯然在對仲弓進行專業授課，講怎樣嚴格挑選祭祀專用的小牛。其標準即為：一，純血統，非雜交，即“犁牛之子”，健壯的農耕牛。二，純紅色，即驛。驛指牛馬毛色純紅。三，雙角生得正。孔子非常懂牛馬，是個伯樂與良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