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再補《易經》。《書經》補完，孔子意猶未盡，根據《書經》“敬天”思想，洋洋灑灑作《易傳》，附於《易經》之後，經傳合一，成為新版《周易》，是為對周道的補充與完善。這事也隻有孔子幹得出，在別人想都不敢想。
六，最後作《春秋》。作《春秋》是孔子編撰、著述工作的大總結與最高峰。補完《書經》與《易經》，孔子實際上已完成所有的整理工作。在此基礎上，他針對當時的時事，作《春秋》，是一部“當代史”。作《春秋》一事體現了孔子作為祭司與史官的職份，也體現了《易經》上說的“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天下睹”的易變精神。
六經都經孔子之手，六經處處是孔子的痕跡，孔子不是六經的孔子，六經是孔子的六經，這一點是無庸置疑的。
那麼時間呢？孔子作六經耗時幾何？據《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是六十五歲那回到魯國的，死時是七十三歲，孔子在死之前的倒數第二年，即七十二歲那年，作完《春秋》。以此推算，孔子從歸魯開始正樂，到死之前作《春秋》，連續耗時七年。七年作六經，差不多一年一部，也是高產了，老夫子精力過人，蓋上帝佑之也。
孔子整理六經的目的
目的隻有一個，就是方便在太廟中祭祀。當然，也好用來教學生。孔子整理六經，是與他作為“國老”的身份相吻合的。
孔子整理六經前，太廟中用於祭祀的文本繁瑣，古奧不易解，蕪雜不易行，孔子整理六經，使祭祀一下變得簡單易行，又很豐富，有詩、有樂、有書、有禮、有易，還有春秋。這六經對於祭祀的作用分別如下：
《樂經》：是神曲樂譜，用於祭祀時演奏，與唱詩時伴奏。《詩經》：是祭祀用的歌詞，即讚美詩，用於祭祀時群唱。《周禮》：是祭祀準則與禮儀指南；即律法。《書經》：是祭祀時作禱告的內容依據。在太廟禱告不能隨便，要依據《書經》（當時稱“尚書”，意即上古之書）。《書經》記錄了大量我們的列祖列宗作的禱告名篇，如《湯誓》。禱告本此，當然也允許結合具體情況發揮。
《春秋》：是主祭者（大祭司）每次祭祀時向上天作的時事報告，要在禱告與敬拜中念出來。比如孔子念“天王狩於河陽”，這是主祭者（大祭祀）向上天稟告此事。這種做法近似於《舊約》中《利未記》、《申命記》等書所載，猶太長老每有大事，必禱告，請示怎麼做。
《易經》：是祭祀時占卜、搖簽、演卦的依據。主祭者（大祭祀）將占卜結果告訴魯國國君，具體指導下一步怎麼做。
六經使孔子地位不可動搖
孔子編定六經，使他的祭司地位更加確立而彰顯。
歸魯後，孔子地位如日中天，魯哀公尊之為“國老”，意思就是大元老、大祭司。魯國執政大臣季氏也不再有侮慢孔子的行為，執禮甚恭。孔子死後，魯哀公尊稱孔子為“尼父”。
孔子周遊列國十四年，編六經七年，這二十一年中，孔子在列國的影響力日漸巨大，當世再無第二人與他同列。各國紛紛派人前來魯國觀禮、取經、問政。中央王朝周與各諸侯國都公認孔子是全中國的大祭司，“聖人”，而不僅是魯國的聖人。
六經是孔子神學院的課本
孔子的六經是他自己的學問大全，同時也是他教育各國弟子的教科書。科科都是主科，都是大學問。孔子的六經可以培養各方麵的人才。詳說如下。
學《詩經》，可以進入唱詩班。
當然，當時還不叫“唱詩班”，叫唱禮之列。意思都是一樣。
我們都知道，唱詩班在整個祭祀敬拜中具有特殊而光榮的地位。在每個教堂的台上，唱詩班與牧師同列。牧師在前麵講道，唱詩班在後麵唱詩，相輔相承，烘托出神聖而和諧完美的氣氛，讓人感覺確實是身處神的殿堂，進入一種別樣的人生境界。很多人進教堂不是聽講道，而是去聽讚美詩。這也很好。要說根本，講道是次要的，因為上帝的道自會顯明，讚美才是我們最主要的功課。
孔子之時的太廟就相當於我們現在的教堂。唱詩班是整個會眾的寵兒，唱詩班的歌唱者被視為天使。因此，不是誰都有資格學《詩經》。孔子這方麵有些“偏心”，讓他的兒子孔鯉學《詩經》。
孔門弟子中，精於《詩經》的有子夏等。子夏曾問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孔子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他把《詩經》的學習當成進入太廟神學院的第一門功課。
學《詩經》的另一作用是可以當外交官。《左傳》記載當時各國來往，都以《詩經》為外交辭令。外交官在說話中如果能大量並且準確地引用《詩經》，就會被認為是很好的外交官，反之則不是。
因此，孔子的太廟也為各國培養了大量外交官，實為當時中國的外交學院。魯哀公亦將魯國的外交部設於此。
孔子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以美為？”（《論語·子路》）意思是外交官員熟讀《詩經》三百首，才能讓他去做事。如果不熟，辭不達意，那在出使四方、處理外交事務時就不能很好地說話做事（專對，應對）。你們不要說三百首太多了，不多怎能去應付各種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