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對外開放的必要性
（一)當今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
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預言了對外開放的必然性，他指出：“（大工業）首次開創了世界曆史，因為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於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態……不斷擴大商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不斷奔走於全球各地……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麵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麵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列寧也指出：“社會主義共和國不同世界發生聯係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況下應當把自己的生存同資本主義的關係聯係起來。”從馬克思開始的一係列馬克思主義全球化理論是一脈相承的體係，其核心思想可以歸納為如下幾點：全球化是難以阻擋的曆史趨勢；全球化進程由資本主義開創並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主導；融入全球體係是任何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發展的前提條件。因此，社會主義隻有在與資本主義全球經濟體係的聯係中才能得到發展。
（二)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
第一，對外開放是對中國曆史經驗的總結。中國在西方國家產業革命以後變得落後了，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閉關自守。鄧小平說：“如果從明朝中葉算起，到鴉片戰爭，有300多年的閉關自守，如果從康熙算起，也有近200年的長期閉關自守，把中國搞得貧窮落後，愚昧無知。”總之，我國的發展孤立於世界之外是不行的，要發達起來，必須對外開放。
第二，對外開放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實行對外開放為我們解決現代化建設中資金嚴重短缺和資源相對不足的困難提供了必要條件；實行對外開放為我們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提供了條件；實行對外開放為我們借鑒和吸收國外先進的管理經驗和管理方法提供了條件；實行對外開放是我們了解世界信息，掌握世界跳動脈搏的重要條件；實行對外開放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必然選擇。
第三，對外開放是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需要。列寧認為：“社會主義能否實現，取決於我們把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管理組織同資本主義最新的進步的東西結合得好壞。”他提出了一個公式：蘇維埃政權+普魯士鐵路秩序+美國的技術和托拉斯組織+美國的國民教育等＝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嶄新的社會製度，隻有在繼承和利用資本主義社會已經創造出來的全部社會生產力和全部優秀文化成果的基礎上，並結合新的實際進行新的創造，才能順利建設成功。
三、改革與開放的關係
在加入WTO之前，中國所進行的變革主要是“改革→開放”，而入世之後，則是“開放→改革”。前者是“以改革促開放”，主要是通過國家之力自上而下形成的。後者是“以開放促進改革”，主要通過國際之力與社會之力自外而內、自下而上推動的。從“改革開放”到“開放改革”，兩者並非涇渭分明，而是良性互動。具體表現在：一方麵，開放是改革的結果；另一方麵，開放也為改革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以開放促改革”並不局限於經濟層麵。中國加入世貿促進了經濟體製改革和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增強了經濟發展的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為中國贏得了更好的國際環境。與此同時，更應看到的是，這種“以開放促改革”也體現在政治層麵。加入世貿以後，中國同樣經受著轉變政府職能、完善法律體係的壓力，而這種壓力更是一種建設性的壓力，是一種為了美好前景以求自新的壓力。在這個“從適應到認同”的過程中，來自世界的外在壓力將轉化為推進改革的內在動力。
3.1.4“三個有利於”標準
鄧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明確地提出了“三個有利於”的標準，即要以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判斷改革得失成敗的標準。
“三個有利於”標準是判斷改革方法與手段是非得失的標準，不是對改革性質判斷的標準。在改革的性質問題上，我們必須理直氣壯地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但是在改革的一些具體政策和措施上，必須從抽象的姓“資”姓“社”的爭論中擺脫出來，不要糾纏於抽象的姓“資”姓“社”的爭論而貽誤改革的時機，從而在根本上損害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
在改革開放的具體政策措施上，之所以不能陷入姓“資”姓“社”的抽象爭論，原因如下。
1.姓“資”姓“社”的標準太抽象，難以提供具體的判斷標準。
社會主義是我們的理想和方向，是我們必須經過長期努力才能實現的偉大理想，馬克思主義為這一理想進行了相關的製度設計，我們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為了實現這一偉大理想，我們必須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必須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在這個結合過程中，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隻提供抽象的、原則的原理，隻提供具備共性特征的立嚐原則和方法，它是改革的原則和方向，但它不能作為判斷改革開放具體政策措施的標準。
2.長期以來我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不切合實際，這裏有幾種情況：
（1）僵化、教條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從馬克思主義的本本出發，來認識中國社會主義實際。 比如，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必須消滅私有製，建立公有製，結果我們曾理解為公有製是唯一的社會主義經濟成分；比如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不存在商品經濟，結果我們過早地消滅了商品經濟。
（2）本不屬於社會主義的東西，卻被附加到社會主義上，比如平均主義，曾被我們理解為社會主義原則。正因為如此，我們對社會主義這些具體認識不能作為判斷改革開放具體政策措施是非得失的標準。
3.我們對資本主義也還需要再認識，因為資本主義也可以區分為三種情況：
(1)本身具有資本主義性質，如資本主義剝削。
(2)具有兩重性，如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生產管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過，管理具有兩重性，通過一定的規章製度來實現生產目標，這既體現資本主義的利益，又體現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一身而二任。
(3)本身不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無姓“資”姓“社”之分，如市場經濟，如股份製等。基於這三種區分，我們在改革開放的具體政策措施上也不能籠統地反對資本主義。一方麵，不能把一切產生於資本主義並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得到廣泛應用但本身不具有社會製度屬性的經濟現象，都認為具有資本主義的性質而加以否定；另一方麵，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不能無條件地拒絕和否定一切資本主義的經濟成分和因素。
堅持“三個有利於”標準，就是既不要把那些合乎“三個有利於”、本來姓“社”的東西，錯誤地判定為姓“資”而加以排斥；也不要把那些合乎“三個有利於”、不具有特殊的社會製度屬性、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的東西，錯誤地判定為姓“資”而加以排斥；而對於那些確實姓“資”，但合乎“三個有利於”、可以為社會主義所利用的東西，也要允許其存在和支持其發展。一句話，凡是合乎“三個有利於”標準的，就是為社會主義所需要和允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