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古典微觀區位理論
新古典區位論的主要代表拉伯和蒂斯等學者利用拓撲網絡構建區位模型，研究微觀經濟主體的區位選擇問題。哈克密（HakemiS.L，1964）用拓撲網絡方法證明了勞恩哈特模型的結果，稱為哈克密原理。該原理指出，網絡點集含有一個最小區位點，包含兩個特征：一是某含有優區位的點集是有限的；二是當這些點是市場區、原料地或節點時，從這些點集中找出優區位點的效果很顯著。蒂斯在1987年的研究指出，收益獨立於決策成本時，最優區位不會隨著需求變化而變化。收益的這種獨立性涉及三個方麵：一是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市場價格是外生的；二是企業承擔了所有的運輸成本；三是生產過程具有規模報酬不變的同質性。特別是，該時期的空間均衡問題成了新古典微觀區位理論的重要研究領域。其代表者是蓋布茨維茨、蒂斯和霍特林等人。
總的來說，新古典微觀區位論對古典區位論的拓展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其一，新古典微觀區位論放寬了所有區位都具有同質性特征的假定條件，引入生產要素區位不同而產生變動的情況，用更一般的方法分析在生產要素具有替代性的情況下的企業區位選擇問題；其二，新古典微觀區位論認為消費者地域空間非均衡分布時，需求和市場價格在不同的地域空間中會發生變化，總收入依賴於區位選擇，由此放寬了各地產出價格相同的假設條件；其三，由於投入價格在地域空間的變化，當外生的產出交貨價格減去運到每一個市場的運輸成本、外生生產要素價格和每一個投入區位的運輸成本時，能夠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產出區位便是整個網絡體係中的企業最優生產區位；其四，新古典微觀區位論認為，由於資源稟賦和需求的地域空間的分散性，企業經濟活動的最優區位也是分散的，由此他們把市場需求完全缺乏彈性的假設放寬，給出多生產區位問題的一般理論分析框架，把價格理論納入一般區位分析，大大拓寬了傳統區位理論研究的視野；其五，新古典微觀區位論認識到企業區位選擇具有風險性和不確定性，因而根據決策者的風險好惡程度計算區位選擇決策的預期利潤。
2.新古典宏觀區位理論
以艾薩德和貝克曼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在古典區位論、早期的市場區位論、區際貿易和國際貿易理論的基礎上，利用凱恩斯宏觀均衡分析和列昂惕夫投入產出結構等方法對古典區位論進行了拓展，並形成了新古典宏觀區位理論。
俄林在《地區間貿易和國際貿易》一書中，考慮了資本和技術均不能自由流動的產業區位問題，把貿易理論看做是區位理論的一部分，並使區位論成為生產要素的相對價格差異理論。帕蘭德在1935年闡發了俄林的思想，將局部均衡的廠址優選的微觀區位論看做是特殊區位論，而將一般均衡的宏觀區位論稱作一般均衡論，這與凱恩斯把新古典的微觀經濟學稱作局部均衡論，而把宏觀經濟學稱為正統的一般均衡論的做法相一致。
艾薩德在《區位與空間經濟》一書中，在新古典微觀區位論的基礎上，利用宏觀均衡方法對美國各個地區在人口、產出、收入、資本和增長等方麵的差異進行了研究，將局部靜態均衡的微觀區位論動態化、綜合化，根據區域經濟綜合發展要求，把研究重點由部門的區位決策轉向區域綜合分析，建立區域的總體空間模型，研究了區域總體均衡及各種要素對區域總體均衡的影響。他應用計量經濟方法和係統分析方法，將單個部門、單個企業的最優規模與最優布局加以擴大，形成企業性綜合開發模型，涉及生產、流通、運輸、生態、政策等多個方麵的內容，他所獨創的區域科學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宏觀區位論分析的一種拓展。
新古典宏觀區位理論一方麵使區位研究從單個企業的區位決策發展到對區域總體經濟結構及其模型的研究，從抽象的純理論模型推導，發展為建立接近區域實際的、具有應用性的區域模型。另一方麵，使區位決策客體擴大到第三產業，其區位決策目標不僅包括生產者利益最大化，而且包括消費者的效用最大化，從內容到形式擴大了古典區位理論的分析框架。具體而言，新古典宏觀區位論有如下特點：在古典區位論的基礎上，在放寬某些假設條件的基礎上，推動對區位選擇的研究從局部均衡向一般均衡發展，使其更接近現實經濟情況。然而，新古典宏觀區位論整個理論框架仍然沿用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這極大地影響了其理論對現實區位選擇的解釋力和實際運用範圍。
第三節現代區位理論
1990年以後，世界的政治、經濟、科技格局進入了大改組、大發展的曆史性階段。世界經濟出現了一超多強的新格局；信息技術、基因技術、航天技術……也進入了它們的高速發展期；在席卷全球的改革浪潮中，除了西方七強（美、日、德、英、法、意、加拿大）外，金磚四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的經濟也初露鋒芒。在這種曆史背景下，現代區位理論應運而生，它帶著豐碩的研究成果走上了經濟理論舞台，並對21世紀的全球經濟發揮著重要的指導作用。
一、克魯格曼的動態空間模型
克魯格曼，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從1990年開始，克魯格曼發表的專著主要有：《收益遞增與經濟地理》、《地理與貿易》、《發展、地理學與經濟地理》、《空間經濟：城市、區域與國際貿易》，至於論文則數量更多，牽涉的內容也更加專業。克魯格曼以其數量多、內容全麵、影響大的區位理論，尤其是他的集聚理論成果使他贏得了經濟學界較高的學術地位。其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國際貿易、國際金融、貨幣危機與彙率變化理論。他的理論思想富於開創性，常常先於他人注意到重要的經濟問題。他在1994年曾對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進行了精確的預言。
1991年，克魯格曼發表了《收益遞增與經濟地理》，成為新經濟地理學派區位理論的奠基文獻。他在其中討論了壟斷競爭市場結構條件下的離散空間經濟模型，並把該模型引入新經濟地理學，提出了解決傳統區位問題的分析框架，把古典區位論中不能解釋的這種相互作用內生化，建立了內生發展模型，進而為其區位論的一般均衡研究提供微觀經濟基礎。克魯格曼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基本框架是兩區域模型。該模型表明，運輸成本下降、規模經濟和要素流動的交互作用，加強了產業及其企業的市場導向型區位選擇，在某一區域（或區位）形成前後向聯係，產生集聚效應，在市場潛力的作用下，出現一種自我持續的製造業集中現象，進而它在經濟中所占的份額越來越大，在廠商水平上的規模經濟越明顯，就越有利於集聚，最後形成國家內部的“中心—外圍”動態空間結構模型。而且，克魯格曼等學者在建立規模報酬遞增這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礎上，從分析運輸成本下降、規模經濟、市場正外部性（金融外部性）、不完全的市場結構形成的“向心力”，與高地租、不可流動要素稟賦形成的“離心力”之間的相互作用關係開始，然後把外部經濟分為金融外部性和技術外部性，把向心力大於離心力產生的集聚效應導致經濟活動地域空間集中作為研究的起點和重要方麵，利用中心—外圍模型，分析微觀經濟主體區位選擇的短期均衡、多區位動態過程，對產業的區位選擇、產業地方化、城市和區域發展的積累過程進行了研究，認為曆史偶然性事件和路徑依賴對地方產業化、城鎮化和區域發展起決定作用，提出了區域化和城鎮化的經濟思想。
二、“現代區位理論”、“現代集聚理論”的共同核心論點
除了上述諸位知名度最高的經濟學家外，在此一領域做出巨大貢獻的還包括戈登、菲力普、雷科、哈裏森、西爾、布雷那、科蘭西等人。根據上述諸位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所謂“現代區位理論”、“現代集聚理論”的共同核心論點如下：
1.規模經濟
現代區位理論重點描述產業集聚現象，指出“規模經濟”是其最大的競爭力來源。數量可觀的企業集聚在一起形成了產業鏈條，造就了很大的規模經濟，這種規模經濟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並形成相關產業的核心競爭優勢。
2.外部性（外部效益）
所謂外部性可以這樣解釋：最先進入集聚地點的企業，不可能數量很多，可能是一兩家，也可能是三四家。大多數企業是以後陸續進入的。那麼先進入的企業對後來者會產生什麼作用呢？根據上述學者的研究成果，先來的企業會給後到的企業創造基礎設施、勞動力市場、中間產品、原材料的供應渠道、專業知識的擴散等等正麵的外部效益（或稱正麵的外部性）。
3.向心力或離心力（集中力或分散力）
上述的正麵的外部性顯然還產生對相關企業的吸引力（或叫做向心力、集中力），使產業集聚地點吸引更多的相關企業進入。進入的企業越多，規模經濟就越大，效率就越高。但事物的發展離不開一個“度”的問題，企業過密、過多，就會使投資環境惡化，產生諸如交通、汙染、噪聲等問題，使產業集群的規模經濟效益下降，於是吸引力變成了離心力、分散力，使相關企業向產業集聚地點的外圍邊緣區擴散，直到兩種力量相對平衡為止。
4.區位競爭
與向心力、離心力的兩種模型相比，區位競爭的概念，也是現代區位理論的核心內容之一。以往的區位理論，大多局限在區位主體（一般指相關企業）如何根據現有條件選擇投資設廠的地點（即區位選擇問題），而忽略了地區主體（即有意吸引投資的土地所有人，包括政府機構）如何改善投資環境與潛在對手開展積極的區位競爭，力爭本地區成為集聚性投資行為的首選地點，以造福當地人民。除了上述重要內容之外，現代區位理論還在延伸產業的支撐作用、自然資源、運輸成本、跨國公司投資、社會文化及政策因素（企業家精神、曆史文化傳統、體製架構、政府政策）對區位的影響方麵也開拓出了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
第四節區位理論視角下“兩型”區域經濟功能定位
基於上述區位理論的曆史演進、發展的內在邏輯和立足不同國家或地區自身實際以應用於指導實踐的未來走向的視角，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成功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從原來的積弱積貧，發展成為世界上舉足輕重的經濟體。但是，發展也遇到了資源和環境條件的嚴重製約。
一、中國未來10年發展麵臨的挑戰
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指出，綜合判斷國際國內形勢，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既麵臨難得的曆史機遇，也麵對諸多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挑戰。我們要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順利實現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就要高舉科學發展旗幟，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然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傳統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汙染、高碳經濟增長方式及其拚資源、拚消耗、拚廉價勞動力的粗放型特征依然占據主導地位，主要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增長依然是我國發展的主要動力，這對未來10年全麵建設小康社會提出了嚴峻挑戰：資源環境瓶頸約束，出口、投資、需求結構失衡，社會民生與區域發展失調。我國人均GDP達到4000美元，第二產業比重超過50%，能源消耗仍處於總量上升的態勢，環境質量總體尚未到達庫茲涅茨倒U形曲線拐點的位置，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仍高於3.3：1，基尼係數仍高達0.46，二元結構指數仍在3.0以上，人均受教育年齡還未達到12年，人文發展指數低於0.850等狀況下，此時在整體上正好對應著“人與自然”關係和“人與人”關係的瓶頸約束期，也是發展路徑要求重塑、結構需要優化、經濟主體功能區定位劃分需要戰略性調整的轉型期，處於“經濟容易失調、社會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效率與公平需要調整和重建”的關鍵位階。
具體地說，麵對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未來10年，我國必然麵臨著五大嚴峻挑戰：一是如何繼續保持經濟增長規模與速度處於全球前列的挑戰。據國家統計局2010年公布的數據，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於世界經濟的貢獻率達到50%，居世界第一位，在既有的基礎上如何繼續保持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麵臨著嚴峻的挑戰。二是我國如何應對自身是世界最大民生工程建設體的挑戰。中國內地總人口達到13.35億，分別居住在330萬個自然村，62萬個行政村，1.5萬個鄉，1.9萬個建製鎮，660多個城市和8萬多個社區，6686個街道辦事處，中國必須解決占世界20%的人口的糧食、就業、住房、教育、醫療、保險、環境與公共服務等基礎民生問題。三是中國如何應對全球最大資源消耗國之一的挑戰。2009年，中國GDP總量約占全世界的8.5%，消耗世界石油的10%，世界煤炭的45%，世界鋼鐵的46%，世界鋁材的23%，世界水泥的48%。四是中國如何應對全球最大汙染排放國之一的挑戰。據統計，2009年中國的煤炭消費約30億噸，二氧化硫排放量為2500萬噸，化學需氧量（COD）排放量為1200萬噸，廢水排放量為482億噸，固體廢棄物為1800萬噸。五是中國如何應對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之一的挑戰。2008年全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約為60億噸，平均每平方公裏約排放550噸,人均排放約4.1噸，全國地級以上城市（287座）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為43.08億噸，占全國排放總量的71.8%。全國經濟規模最大的前100座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為31.1億噸，占全國排放總量的51.8%。牛文元：《轉變發展方式推進科學發展》為《中國科學發展報告（2010）》序言，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
為此，我國“十一五”規劃對我國國土空間區域經濟發展的功能定位提出並實施了主體功能區的發展戰略。2007年12月14日國務院批準武漢城市圈和長株潭城市群為全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2010年10月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在堅持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的基礎上，進一步強調“實施主體功能區戰略”。
二、我國“兩型”區域經濟發展主體功能區的劃分、內涵特征及政策作用
本節參考了國家信息中心：《主體功能區》，《市長決策要參》2009年第46期中的主要觀點。
推進形成主體功能區，就是遵循區位原理，按照區域的主體功能定位來調整完善分類政策和績效評價，規範空間開發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間開發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