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區域經濟理論的形成
西方區域經濟理論在淵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初創立的區位理論。德國經濟學家杜能(Tunen，1826)從區域地租出發探索因地價不同而引起的農業分帶現象，創立了農業區位論，奠定了區域經濟理論的學科基礎。20世紀初，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德國經濟學家韋伯(Weber，1909)提出了工業區位論。20世紀30年代初，德國地理學家克裏斯泰勒(Christaller，1933)根據村落和市場區位，提出了中心地理論。稍後，另一德國經濟學家廖什(Losch，1940)利用克裏斯泰勒的理論框架，把中心地理論發展成為產業的市場區位論。總的看來，農業區位論和工業區位論立足於單個廠商的區位選擇，著眼於成本和運費的最低。中心地理論和市場區位論立足於一定的區域或市場，著眼於市場的擴大和優化。這些區位論都采用新古典經濟學的靜態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以完全競爭市場結構下的價格理論為基礎來研究單個廠商的最優區位決策，因而又叫古典區位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空間相互作用模式、各種規劃模式、網絡和擴散理論、係統論及運籌學思想與方法的應用使區位論獲得迅速發展，對區域經濟運行的動態性、總體性研究促使地域空間結構理論、現代區位論逐漸形成。地域空間結構理論主要有地域空間結構階段論、城市空間結構理論、地域空間相互作用引力理論。在地域空間相互作用與市場均衡的區域經濟運行研究中，薩繆爾森(Samuelson，1952)的市場在空間上呈離散分布的空間市場均衡模式與柏克曼(Beckman，1968)的連續流模式從處於一定地域空間中的生產和消費活動出發，為空間經濟理論的建立奠定了基礎。而現代區位論一方麵使區位研究從單個廠商的區位決策發展到區域總體經濟結構及其模型的研究，從抽象的純理論模型推導，發展為建立接近區域實際的、具有應用性的區域模型；另一方麵，使區位決策客體擴大到第三產業。現代區位論的區位決策目標不僅包括生產者利潤最大化，而且包括消費者的效用最大化。
二戰後區位理論的發展主要是由美國學者推動的。其中，艾薩爾德(Isard，1956，1975)把古典區位論動態化、綜合化，根據區域經濟和社會綜合發展要求，把研究重點由部門的區位決策轉向區域綜合分析，建立區域的總體空間模型，研究了區域總體均衡及各種要素對區域總體均衡的影響。現代區位論開始立足於整個國民經濟，著眼於地域空間經濟活動的最優組織，但其整個理論框架仍然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假設，這極大地影響了現代區位論對現實區域經濟問題和區域運行的解釋力。
傳統的區域經濟增長理論分為區域經濟平衡增長理論和區域經濟不平衡增長理論。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定下，對區域經濟增長問題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索羅—斯旺增長模型。索羅和斯旺(SolowandSwan)在生產要素自由流動與開放區域經濟的假設下，認為隨著區域經濟增長，各國或一國內不同區域之間的差距會縮小，區域經濟增長在地域空間上趨同，呈收斂之勢。不平衡增長是短期的，平衡增長是長期的。
20世紀50年代以來，為了對這一現實經濟問題進行解釋並為促進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區域經濟增長提供理論和政策依據，部分經濟學家提出了一些很有見地的區域經濟不平衡增長理論。主要有繆爾達爾(Myrdal，1957)的“循環累積因果理論”、赫希曼(Hirschman，1958)的“核心—邊緣理論”等。繆爾達爾指出，市場力作用傾向於擴大區域差距而不是縮小區域差距，一旦差距出現，則發達區域會獲得累積的競爭優勢，從而遏製欠發達區域的經濟發展，使欠發達區域不利於經濟發展的因素越積越多。赫希曼的觀點與此類似。他認為，增長在區際間的不均衡現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區的發展會通過涓滴效應在某種程度上帶動外圍區發展，但同時，勞動力和資本從外圍區流入核心區，加強核心區的發展，又起著擴大區域差距的作用，極化效應起支配作用。要縮小區域差距，必須加強政府幹預，加強對欠發達區域的援助和扶持。
20世紀60年代，美國發展經濟學家P·弗裏德曼從國家角度提出“中心邊緣理論”對赫希曼的“核心—邊緣區理論”進行補充。與此同時，西方區域貿易理論研究也取得進展。瑞典經濟學家俄林(Olin)把區際貿易引入新古典經濟學，使其成為一般均衡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俄林從貿易角度研究了要素流動、要素價格與商品價格之間的關係。認為，區際貿易、國際貿易與要素自由流動會帶來區域之間生產要素價格與商品價格的平均化。
總之，為了解決區域問題，西方經濟學家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下，根據凱恩斯的理論，利用宏觀經濟分析方法，對區域內部資本積累、勞動力就業、技術創新與國民收入增長的關係，區內產業結構演進與升級，區際分工與區際貿易，中心城市及鄉村的可持續發展等問題進行了研究，現代意義上的區域經濟理論框架已經成形。
（2）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的新發展
在新古典經濟理論框架下的西方區域經濟理論，主要從規模報酬不變和不完全競爭假設出發來研究現實的區域經濟問題，把由於規模經濟和聚集經濟帶來的規模報酬遞增看成是一個外生變量。新古典經濟理論模型中，要素流動是瞬間、無成本的，生產要素、商品和勞務不完全流動性、經濟活動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規模經濟和完全競爭假設的矛盾無法解決。隨著規模技術的升級，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可以重新納入到分析框架中，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西方區域經濟理論在不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遞增的框架下獲得新發展。
目前，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研究最活躍的領域是新經濟地理學。迪克斯特與斯蒂格利茨建立的壟斷競爭模型為空間因素納入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礎，新經濟地理學由此產生。廣義地講，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有兩個發展方向:一是用新方法對區位選擇進行再研究；二是以新方法為基礎，用“空間”和創新觀點分析區際貿易。新經濟地理學的主要代表是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P.Krugman)、藤田(Fujita)、莫瑞(Mori)、瓦爾茲(Walz)、馬丁(Martin)和沃納伯爾斯(A.Venables)等。
在區際貿易方麵，沃納伯爾斯(A.Venables，1996，1999)把新經濟地理學模型作為區際貿易分析的基礎。他認為，假定生產要素不能自由流動，如果中間性商品受到規模經濟和運費的影響，生產過程中所引起的區際經濟分化必然出現。在這種情況下，擁有大量製造業門類的區域能為中間性商品提供比較廣闊的市場，使這些國家和地區趨向於區域一體化集中，從而使下遊生產具有成本優勢，並強化這種優勢，循環往複。他通過研究發現，在高收入的工業“核心”區與農業“邊緣區”的分化過程中，市場規模擴大的驅動力遠遠超過區域一體化增長的驅動力。
此外，隨著發達國家從工業化社會向後工業化知識社會的轉變，經濟中更多的有形投資流向高技術商品和服務，在研究與開發、教育與培訓等方麵的無形投資也越來越重要。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一方麵將技術進步當作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另一方麵又假定技術進步是外生變量而把它排除在模型之外。為了更好地解釋經濟現實，一些經濟學家直接把知識納入生產函數之中，用於說明知識對經濟長期增長的作用，建立了新經濟增長理論。阿羅(Arrow，1962)最早用內生技術進步來解釋經濟增長，他假定整個經濟體係內存在著技術溢出，在不存在政府幹預時的競爭性均衡是一種社會次優，均衡增長率低於社會最優增長率，政府可以采取適當政策提高經濟增長率，使經濟實現帕累托改進。此後，羅默(Romer，1986)在其知識溢出模型中，用知識的溢出效應說明內生的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唯一源泉，強調知識的外部性對經濟的影響。盧卡斯(Lucas，1988)的人力資本溢出模型則認為整個經濟體係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資本的溢出造成的。新經濟增長理論通過技術進步內生化為區域經濟增長和發展理論奠定了微觀經濟學基礎。鮑莫爾(W.J.Baumol)從生產性角度研究了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趨勢，發現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之間不存在收斂趨勢。隨著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歐盟的形成，新區域主義開始取代傳統的舊區域主義。漢森(Hanson，1998)通過實證分析發現經濟一體化對各國生產的空間組織有重要影響，其中對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區位選擇影響大於發達國家。
西方區域經濟理論隨著實踐發展不斷演進，經曆了從古典區位成本優勢理論、規模報酬技術外生的新古典區域經濟理論，到強調知識技術創新內生化、規模報酬遞增、經濟一體化的新區域經濟發展理論的演變，體現了隨著區域生產力分工分業的深化帶來的區域經濟理論，由強調要素投入擴張的區域經濟增長理論向強調依靠創新驅動的“兩型”區域經濟發展理論轉變，是曆史發展的必然，有其內在的理論曆史邏輯。
2.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模式的演變
參考了趙淩雲等：《新中國成立以來發展觀與發展模式的曆史互動》，《當代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1期中的一些觀點。
發展觀一方麵引導發展模式，另一方麵蘊涵在發展模式之中。因此，一個國家發展觀的形成與演變，與這個國家發展模式的演變是聯係在一起的。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麵、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麵發展”的科學發展觀，是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發展模式進行理論思考的產物。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大體分為三個階段：1949—1978年的經濟增長導向型區域均衡發展模式、1979—2002年的經濟發展導向型區域非均衡發展模式，2003年至今的以人為本導向型區域協調統籌發展模式。
（1）經濟增長導向型區域均衡發展模式(1949—1978年)
新中國成立後，針對當時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極端不平衡、城鄉差別二元化非常嚴重的實際，黨和政府提出了加快經濟增長，實施區域均衡發展戰略。在發展目標上，強調實現工業化，雖然在1964年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目標，但是，工業化是最為突出的目標；在發展標準上，強調工農業總產值規模，特別是強調工業總產值及其在工農業總產值中比重的提高；在發展途徑上，強調經濟增長優先，實際上將經濟增長等同於經濟發展；在發展重點上，強調重工業特別是軍事工業的發展；在發展方式上，強調外延式與粗放式發展方式；在發展形式上，強調通過資本的積累來尋求發展的源泉；在區域發展模式上，強調地區間均衡發展，主張生產力空間布局應以“均衡”為主，提高不發達地區的發展水平，縮小地區發展差距；在發展動力上，強調通過生產關係的革命推動經濟發展；在發展態勢上，強調趕超西方先進國家；在發展層麵上，側重強調經濟層麵的發展。
可見，這一時期的區域經濟發展，是一種以追求經濟增長為導向的區域均衡發展模式。我們既要看到這種區域經濟發展模式順應了我國發展初期通過工業化和區域均衡發展奠定發展初步基礎的要求，更要看到這種通過行政手段配置資源以追求產值增長為目的的區域經濟增長模式，往往導致我國經濟結構畸形、資源配置使用效率低下，突出表現為重工業過重，輕工業過輕，農業發展遲緩，能源、交通運輸等基礎產業發展滯後，流通、服務等第三產業薄弱，農村發展嚴重滯後，重物不重人，居民消費受到積累和畸形經濟結構的壓抑，發展成本代價大等問題。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這些問題已經發展到極端，傳統經濟體製和傳統經濟發展模式難以為繼，也標誌著這些問題在這一發展模式的框架內難以解決，必須創新區域發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