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隔一道崗的大隊叫橫道河子，那裏交通和經濟都好，電影常到那邊放映。我們屯就討好人家，有了放映消息，盼給捎個信兒來。一有喜訊傳來，隊裏收了工，飯也顧不上吃，扶老攜幼翻山越嶺地跑到那邊。等啊等，等上一個多小時，放映員才慢騰騰地打著酒嗝兒從派飯的人家出來……
這是好的。常常有等到小半夜，廣播告訴，不演了，改明天。我們一夥不甘心，萬一走開他再演怎麼辦呢？就等到大街上一個人影都不見了，這才垂頭喪氣往那道嶺上攀。那時候，允許放映的反複就那麼幾部片子，我們百看不厭，這裏放完了，豎起耳朵打聽，明天去哪裏？問準確了，第二天晚上再跟著去更遠的地方，一些劇情都背過了，那仍然是熱情不減！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電影剛演了一半，就開始下雨。當地人跑回去拿雨具，而我們猝不及防，就那麼淋著，心裏祈求，管怎麼別停呀，我們能抗住。然而，雨實在太大了，我們能抗住，放映員受不住，不得不停。我們冒雨往回走，本來50分鍾的山路，走了近倆小時，個個滾得泥猴兒相似。
那時我已經成年了，偷偷想，拍個電影費不費事呀，要是咱自己能拍電影，多好。
三中全會後，一些封閉的電影陸續解禁，電影迎來了春天。距我們小山村10多裏外的礦山有俱樂部，幾乎隔幾天就有“新片”上映，然而買票艱難。為了看電影方便，我們大隊長跟俱樂部的主任老程拜了八字，我也跟大隊長套近乎，為的是能買到張票。一角錢，在當時夠奢侈，人們毫不心疼，聽到有好片子，我們就走後門把錢捎下去，然後，成群結隊地摸黑往山外跑，看完後，沿山路回來，第二天還要勞動。
每次到溝外，都要小心翼翼地看著人家的眼神，生怕人家不高興，咱可白走了路。
俱樂部門前人山人海，很多沒票的，眼珠子發藍地等候……現在回想起來，無論如何也想不通，咋就那麼多看電影的。我有個李姓同齡人，把《花為媒》反複看了六遍，還說沒過癮！電影曾經給過老百姓多大的精神享受啊。
當時的電影字幕比較單調，一放映，往往整版打出導演、編劇的名字，這時候，我已經結束了自己弄部電影的狂想，是懷著頂禮膜拜的虔誠默念著這些名字，如同敬仰神人。
1988年，我到銀川參加《曲藝》雜誌召開的筆會，期間請寧夏的文聯主席、《牧馬人》的編劇張賢亮講過半天課。張說到他已有10部小說被改編和將被改編成電影時，旁邊有位陝西作者情不自禁地叫出聲來“餓滴個擎娘哎”，把張賢亮都說愣了！我也激動啊，活生生的編劇就在我們麵前，我覺得，張賢亮神聖無比，他簡直是一代宗師了！坐在張賢亮對麵，我暗暗給自己鼓勁，這麼總當觀眾，是不是有些不好意思呀，早晚我也寫一個劇本。後來，逢人就打聽，劇本怎麼投稿，怎麼拍電影。多有不懂裝懂對我瞎說一氣者，得到幾十種答案，似是而非，電影劇本的事，始終不得要領。
進入九十年代，電視漸漸普及，加之工作忙一些，晚飯後坐在家裏就可以看電視，進影院的次數越來越少，到後來，退化到隻零星看看大片了。
與電影疏遠並不等於我的電影夢徹底破滅。這念頭怕惹來譏笑不敢向人訴說，但它固執地埋藏在我心靈深處，時不時地癢我一下。由於不知道“行情”，咋癢，也還是白癢了。
突然有一回到深圳參加筆會，主辦方請我們看小影院電影，喲，我才發現，電影院變了規格。任電視劇這麼衝擊，電影之花仍於自己的枝頭怒放，其地位無可替代，我還聽說咱們國家已成為世界第三電影大國，年產量達到了212部，那心情，自豪之後又羞愧，這麼多電影，沒有我寫的一部！
2008年秋，突然接到省委宣傳部的電話，問我有沒有寫農村題材電影的打算？我埋藏在心底多年的那團火騰地一下就燒了起來。這麼大年紀了，不可放過這機會，就欺騙領導說，我有。待詢問我具體內容時，我一時答不上來，但我咬緊牙關把謊言進行到底，我說，給我兩天時間，我寫個梗概怎麼樣？這借口聽起來合情合理，居然讓我蒙混過去，贏得了表現的時間。怕人看不上落了選，我索性寫了兩部戲的創意。沒想到，兩部戲都獲得了長影專家的認可！
那真是難以言表的亢奮啊，我有機會為中國電影作點什麼了，於是，我先後把倆劇本寫出來，接著，就是忐忑不安的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