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 作文人不作文妓
“做文可，做人亦可，做文人不可”，林語堂當年為何會發出如此悲觀的感慨，在他眼裏真正的文人又是如何定義的？
文妓與文俠
明星劉曉慶曾經感歎：做人難，做女人更難！而早在幾十年前，林語堂也發出類似的感歎：做人難，做文人更難！他認為，文人薄命與紅顏薄命是一樣的道理。
林語堂富有創造力的提出了“文妓”一詞，妓女出賣自己的肉體，而文妓則以賣文為生。在林語堂眼裏，文妓是算不得真正的文人的，他在文章裏這樣說道：
既做文人，而不預備成為文妓，就隻有一道：就是帶一點丈夫氣，說自己胸中的話，不要取媚於世，這樣身分自會高。要有點膽量，獨抒己見，不隨波逐流，就是文人的身分。所言是真知灼見的話，所見是高人一等之理，所寫是優美動人的文，獨往獨來，存真保誠，有氣骨，有識見，有操守，這樣的文人是做得的。（《做文與做人》）
有膽氣，有操守，堅守正道，於天地之間獨來獨往，這不僅僅是文人，而是東方龍吟所說的文俠了。而更早以前，陳寅恪在王國維墓碑上所撰寫的碑銘可以說是古往今來文俠精神的一個寫照：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係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
在碑文中陳寅恪三次談到人格獨立思想自由的重要性，而大師們“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如久埋地下的寶劍一樣，氣貫星鬥。
遺憾的是，現在的許多文人俠氣漸失，而妓性日長。文妓主要分為兩類，一類出賣自己的身體，例如那些號稱“用下半身寫作”的，這些人可恨之處不在於性描寫，而在於將美麗的性描寫變得毫無美感。我們的老祖宗遇到床上那點事躲不過時好歹是一首首的“西江月”或者“臨江仙”，妙不可言。而到了這些人筆下則成了一堆性器官的混戰，簡直令人反胃。
另一類文妓則出賣自己的良知，這些人隻要給錢他可以把王寶森寫成孔繁森。這些年來，中國的專家和學者們大有成為過街老鼠之勢，其實這不能全怪他們，上梁不正下梁歪而已。1986年是哈佛大學建校350周年紀念，打算邀請時任總統的裏根前來出席並演講，裏根欣然接受，但私下提出一個要求，希望哈佛大學授予他榮譽博士學位。令人意外的是，哈佛卻告訴裏根，你要來可以，但榮譽博士不能隨便給你。最終，裏根總統未能前來。裏根不幸生在美國，要是來我國，這樣的事情換成任何一個學校都得“三呼萬歲”了。
真文人
林語堂每次到杭州西湖，一定要去玉泉觀魚，他說：“一半是喜歡看魚的動作，一半是可憐他們失了優遊深潭浚壑的快樂。”林語堂對寺院裏常見的放生池頗有點不以為然，他說和尚們如果真的愛魚的話，為何不把魚放入錢塘江。這樣魚就是死於非命，也會覺得不妄此一生。在寺院裏觀魚雖然清高，但“總不免假放生之名，行利己之實”。
求真，在林語堂看來不僅應該是一個人行事的態度，也應該是一個人為文的態度。《金瓶梅》在常人看來是淫書，但林語堂卻讚美，說它寫的逼真，自然而然的反應出了晚明時期的社會風貌，所以能夠入人心，形成一股力量。
出於對求真的文風的追求和熱愛，林語堂特別崇尚晚明袁氏三兄弟創立的“性靈學派”，他稱之為“自我發揮學派”。林語堂說自我發揮學派在寫作中隻會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感覺，出乎本意的愛好，出乎本意的憎惡，出乎本意的恐懼，和出乎本意的癖嗜”（《生活的藝術》），他們的寫作發自本心，專重天真，個性流露，他認為隻有這樣才是“真文學”。當然，能做真文學的文人方能算是真文人。
林語堂覺得《紅樓夢》中的林黛玉就是這樣的一個“自我發揮學派”，因為她在教香菱學詩時說曾說：“若是果有了奇句，連平仄虛實不對，也是使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