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林語堂還不吝筆墨地證明了中裝比西裝更加自由、平等、合於情理、適合時令，穿不穿中裝甚至關係到民族的生死存亡——“我不能不相信，中國民族所以能夠不被肺癆和肺炎所滅盡，全靠那一件長袍的力量。”
無獨有偶，飽吸洋墨水，原西南聯大教授、國民黨“外交部長”葉公超總是西裝筆挺，風度翩翩，其一口純正的美式英語被西方人讚為“王者英語”。然而這隻是表麵現象，在他心裏竟然也像林語堂一樣鄙視西裝。他諷刺西裝，說西裝袖子上的紐扣現在用來裝飾，其起源卻是防止大家吃喝之後用袖子揩嘴巴。洋人打領帶，更加“妙不可言”，是為了便於讓人牽著脖子走、且麵對牽著他的人，表示由衷的臣服。
而林語堂的老鄉辜鴻銘則由一個極端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辜鴻銘的人生經曆堪稱傳奇，自稱“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娶在東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等9種語言。然而，當西裝革履的辜鴻銘踏入中國土地之後，卻迅速被中國文化所征服了。當別人剃掉了辮子，他卻留起了長辮至死不渝；當別人穿上了西裝，他卻換上了馬褂。與此同時，辜鴻銘也背叛了將他養大的西方文明，他在火車上倒讀英文報紙嘲笑英國人，用純正德語挖苦德國人，說美國人沒有文化，辜鴻銘罵西方人罵得讓他們歎為觀止，甚至引為知己，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境界！
就像板板正正的西裝一樣，西方自由主義建立在製度的基礎之上，但製度是一把雙刃劍，它既保障了我們的權利的也約束了我們的身心。而東方自由主義則像長袍，建立在自然和本真的基礎上，它以愉悅身心為目的，至於形式和尊嚴則不那麼重要。
有趣的是，辜鴻銘、林語堂、葉公超都是在西方文明的哺育中走向成熟的，他們的外語水平和對西方文明的吸收程度在中國罕有其匹，但令人意外的是，這三個人最後竟然一致地調轉槍口，對西方文化大加討伐，其中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固然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他們這種“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則是“五四”之風的最好寫照。
林語堂不僅在穿衣服有自己的一套理論，而且在不穿衣服上也形成了自己獨到的見解。
在晚年所寫的《來台二十四快事》中林語堂第一條就是關於裸身之樂：華氏表九十五度，赤膊赤腳，關起門來，學顧千裏裸體讀經，不亦快哉！
而在《論裸體》一文中，林語堂進一步強調了裸體的好處：“裸體能給我們相當的活動範圍，這在即使隻穿了很薄的衣服，也會因衣服的限製而失去的。你可以注意裸體後屈膝比穿了褲子屈起來要愉快多少。”“假如有人皮膚強健的話，那他便可像因經濟關係的滿洲人一樣的裸著睡覺，一享其肌膚親著柔褥之樂。整個的說來，醫生都會告訴你，皮膚是排泄汙穢，自動消毒的重要器官之一，如果一個人必須把自己的身體緊密而殘忍地封閉在笨拙不人道的西服中，妨礙其自然的排泄作用，那他至少應在一天二十四小時中讓他有幾分鍾特別是在日光和新鮮空氣的影響之下，以恢複他自然地位和自然功用。”
但林語堂的裸體隻裸給自己看，他說“我是堅決反對當眾裸體的”。林語堂的裸體隻求裸的快樂，裸的健康，絕不奪人眼球和嘩眾取寵。
後記
德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波爾寫過一篇微型小說，講述了一個漁夫的快樂哲學。
故事的開頭一個漁夫躺在沙灘上悠哉地曬著太陽，抽著自己的煙袋。這時一個富翁走過來問他：“你怎麼不出海捕魚？”漁夫說：“我剛回來了。”
富翁說：“為什麼不多捕一船？”漁夫答：“我幾天夠吃夠喝就可以了。”富翁說：“多捕魚可以多存錢呀。”漁夫搖頭道：“存錢幹什麼？”富翁算道：“如果你每天多捕一船魚，15年後就會買很多船。把它們租給別人。”漁夫懶洋洋地問：“那又怎麼樣？”富翁認真地說：“那時，你就可以悠閑地在海邊抽一袋煙，曬曬太陽了。”漁夫說：“我現在不已經在這樣做了嗎？”
其實在這個故事裏，我們看到的就是兩種自由主義的爭論。西方式自由主義強調的是一種物質上的自由，而東方式自由強調的是一種精神上的自由。而這個故事最有意義的地方，在於它告訴我們，其實西方式自由最終的目的還是要指向東方式自由，隻不過繞了一個大圈子。原來自由就在我們的眼皮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