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 性格雙城
北京和上海的比較，一直以來都是國人津津樂道的問題，熟識這兩座城市的林語堂對此也有自己的真知灼見，我們且來聽聽他的說法。
京滬歲月
在中國，除了自己的家鄉之外，上海和北京這兩個城市對林語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樣對大部分現代中國作家也是如此。如果再細比這兩個城市，上海對林語堂的“眷顧”似乎要遠遠超過北京。
林語堂在上海的聖約翰大學度過了四年的大學時光，假如沒有在聖約翰接受到當時中國最好的英文教育，恐怕也就沒有後來“腳踏東西文化”的林語堂。林語堂在聖約翰傑出的表現傳到了附近的聖瑪利亞女校，其未來的妻子廖翠鳳聽說後對他心生仰慕，這也成為他們倆緣分的導火線，可以說，上海又間接給了林語堂婚姻。
此後，於1927年到1936年，林語堂又在上海居住了將近十年的時間，這期間，他真正成為了一個名利雙收的大作家，創辦《論語》等刊物讓他名聲大噪，《開明英文讀本》等的出版又讓他財利滾滾，包容萬象而又氣象萬千的大上海讓林語堂成了振臂一呼天下響應的英雄。
1936年，受賽珍珠之邀，林語堂帶著一種功成身退的成就感離滬赴美，當時碼頭上幾十名各界人士拿著花籃為他送行，讓他感受到無限榮光。
反觀北京，林語堂在這座城市待的時間不足上海的一半，留下的不堪回憶卻何止上海的一倍？彼時的北平尚處於北洋軍閥的統治之下，軍閥的腐敗和專製讓林語堂觸目驚心，反動政府槍殺請願學生更是給林語堂一生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
相比上海，林語堂離開北京的方式也有點“灰溜溜”，據林語堂《自傳》自述，1926年，狗肉將軍張宗昌長驅入北平，槍殺兩個最勇敢的記者（邵飄萍和林白水）。同時又有五十個長期與軍閥鬥爭的教授進入黑名單，林語堂就是其中之一。消息傳出後，林語堂帶著家眷東躲西藏，並在一個早上拖家帶口悄然離開北京。在北京的歲月裏，林語堂最為人稱道的成績隻是加入《語絲》戰鬥，並被魯迅引為“革命同誌”，可惜這充其量隻是在別人的旗幟下搖旗呐喊，比起在上海的自成一家境界迥然而異。
然而，令人詫異的是，對林語堂百般眷顧的上海在他眼裏竟然猶如地獄，他不斷地批判上海，痛罵上海，仿佛這是一個欠了他很多錢的無賴，就連他的女兒林太乙在許多年後回憶父親時也感歎道：“父親憎惡上海。”而北京，這個毫不留情地把林語堂掃地出門的城市，反過來在林語堂眼裏成了天堂，他不僅寫了《動人的北平》《輝煌的北京》等作品來歌頌這座城市，而且在言談舉止中處處表現出了對這座城市的偏愛，乃至於他最重要的小說要寫“京華煙雲”而不是“滬上風雲”。
性格雙城
時人研究林語堂對京滬兩座城市的愛憎，最後總要總結到文化二字。而我個人認為，文化這樣的字眼未免有點小題大做，我更願意從性格的角度來解讀林語堂對待雙城態度的由來。
林語堂熱愛北京的“慢”而厭惡上海的“快”，在他眼裏，北京是自然的而上海卻是功利的。
“在北京城的生活上，人的因素最為重要。北京的男女老幼說話的腔調上，都顯而易見的平靜安閑，就足以證明此種人文與生活的舒適愉快。因為說話的腔調兒，就是全民精神上的聲音。”北京人的悠閑讓林語堂頗為欣賞，他在《京華煙雲》裏把北京描述為一個田園與都市的合體，“在北京，人生活在文化之中，卻同時又生活在大自然之內，城市生活極高度之舒適與園林生活之美，融合為一體，保存而未失，猶如在有理想的城市，頭腦思想得到刺激，心靈情緒得到安靜”。
田園的北京，安靜的可以聽到花開的聲音，這裏的人們從不快步疾走，甚至連黃包車夫在拉車的時候也要彼此邊走邊開玩笑。北京人安逸而又知足，他們在四合院裏種上花，提著鳥籠和鳥兒一起漫步，地上有落葉也不一定及時打掃，坐在竹椅上或是杉樹下的藤椅上，喝一下午的茶才悠然回家，這樣的生活讓崇尚慢節奏的林語堂大呼過癮。
而此時的上海，籠罩在“遠東第一大城市”以及“冒險家的樂園”的光環下，十裏洋場鶯歌燕舞，物欲橫流。無數從全國乃至世界各地彙聚到上海的人們熙熙攘攘，腳步匆匆，為了追逐名和利甚至沒有時間坐下來喝一杯茶。對此，林語堂在《上海頌》裏麵略帶驚慌地描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