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 搖擺的信仰
關於林語堂和基督教的分分合合，曆來人們強調其“變”，以其人生觀、思想觀的變化來論證其宗教觀的變化。而我認為林語堂一生與基督教不管離與分，都是建立在對“我”的一種追尋上，這是“不變”的。
從背叛到回歸
縱觀中國“五四”以來的文學大師，很少有人像林語堂這樣與基督教淵源如此深厚。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基督教，就沒有林語堂。
這個問題甚至可以再往前推進一點，沒有基督教，就沒有林語堂的父親林至誠。教會挽救了林至誠，將他從最底層中解放出來，成為了一個鄉村牧師。這位偉大的父親在感恩之餘也發下宏願，要把自己的子女打造成世界上最純正的基督徒。這也是後來林至誠把林語堂送往聖約翰大學的一個重要原因，然而恰恰就是在聖約翰，林語堂開始了他對基督教的背叛之旅。童年的林語堂的確如他父親所願，虔誠地接受著主的領導。那時，他們全家每天晚上上床前，每個家庭成員都要輪流誦讀《聖經》，然後跪在凳子上各自禱告，家庭宗教氛圍濃厚，就像林語堂說的，“我們是在一個虔誠、相愛、和諧而又良好工作秩序的家庭中長大的”。
然而，在林語堂上了聖約翰大學之後，基督教在他心裏原本牢固無比的根基卻漸漸動搖。首先是教會大學枯燥乏味的教育使生性活潑的林語堂產生了叛逆心理，考試前夕，大家都在拚命複習，林語堂卻跑到蘇州河去釣魚。那時聖約翰根本不重視中文教程，即使連續幾年中文課程考試不及格，依舊可以得到一張聖約翰大學的文憑，這對年輕的林語堂形成了巨大的刺激。而後，他開始研究中國曆史，“走一條曲線返回中國學術的研究，而且把我的基督信仰跟著拋棄”（《我的信仰》）。
從聖約翰畢業之後，林語堂到北京清華大學任教。在這裏，他有機會和真正的中國社會接觸，“古代中國的真相”徹底摧毀了他對基督教的信賴。“北京清明的藍色天空，輝煌的廟宇與宮殿及愉快而安分的人民，給人一種滿足及生活舒宜的感覺。”於是他的信念開始轉變，“人何求於上帝？有了生命的恩賜，人生在世還能求甚麼？”“在中國做一個基督徒有甚麼意義？我是在基督教的保護殼中長大的，聖約翰大學是那個殼的骨架。”在北京，林語堂如饑似渴地惡補自己的中國文化，與此同時，他越來越感覺到基督教對他的“迫害”之深，基督教使他不知道三國時代的英雄人物，不知道孟薑女哭長城，憤怒之下林語堂終於宣布與基督教決裂，成為一個異教徒。
這一次離開，就是三十多年。直到老年時在紐約，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聆聽了一個紐約的牧師“深刻而富有啟發性地道出基督教信仰的一個基本要點——永生”，才又恢複了對基督教的信仰。
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關於林語堂和基督教的分分合合，曆來人們強調其“變”，以其人生觀、思想觀的變化來論證其宗教觀的變化。而我認為林語堂一生與基督教不管離與分，都是建立在對“我”的一種追尋上，這是“不變”的。
童年，受父親的影響，林語堂的心裏樹立了這樣一種理念，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給予的，包括他本人在內。因此“我”不屬於自己，而屬於上帝。小林語堂最常做的一件事是漫步在猶如伊甸園一般美麗的家鄉，感歎造物主的偉大。在《我的信仰》中林語堂這樣描述自己童年的生活：“在那裏我過著非常愉快的童年——靠近上帝和它的偉大創造。我所接觸的世界何等美麗，綜錯山峰上的燦爛行雲，夕陽底下的淡灰色草原，溪間流水所發出的潺潺水聲……”
而隨著年齡的長大，林語堂發現這個世界並沒有想象中這麼美好。最致命的是，他越來越強烈地感覺基督教猶如鴉片一樣是西方強加給中國的東西。它的存在，使自己徹底淪為西方文明的奴隸，而失去了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自我”。而後，林語堂展開了一場靈性大旅行，並最終歸順於中國的人文主義門下。
關於中國的人文主義，林語堂在《吾國吾民》中有進一步的闡述，他將之描述為“世俗的幸福”，他喊出了“塵世是唯一的天堂”的口號。他熱情洋溢地歌頌中國人：“毫無疑問，中國人熱愛生活，熱愛這個塵世，不情願為一個渺茫的天堂而拋棄它。他們熱愛生活，熱愛這個痛苦然而卻美麗的生活。這裏，幸福的時刻總是這麼珍貴，因為他們稍縱即逝。他們熱愛生活，這個由國王和乞丐，強盜和僧侶，葬禮和婚禮與分娩與病患與夕陽與雨夜與節日飲宴與酒館喧鬧所組成的生活。”這就是令他沉醉的中國人的人文主義，在這裏麵每一個“我”都是真實而觸手可摸的。林語堂再一次找到了“我”的合理位置，他認為宗教隻是逃避現實的工具，他欣賞的是“人文主義”者孔子的麵對現實，不立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