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仙女堡家訪的時候正好遇到殺豬。肥滾滾的豬被三四個男人從豬圈裏拖出來，拚命地掙紮拚命地嚎，一點不像沒了膽的豬。寬大的殺豬凳擺在院壩裏，旁邊沒有像通常那樣放一個盛血的腳盆。燙豬的大黃桶擺在柿子樹下。刀兒匠紮著皮圍腰，嘴裏還叼著紙煙，黑亮的刀子便抹進了豬的頸項。刀兒匠砸了口煙，刀子才開始在豬的頸項裏攪。血噴在地上，熱氣伴隨著血腥氣。非常新鮮的血，看上去一點不像瘟豬的血。豬的叫聲弱下來，四肢亂蹬——大峽穀的人叫打冷拳。有人擔了燙豬水從屋裏出來。一挑兩挑三挑，倒進大木桶。刀兒匠一隻手往桶裏倒事先準備好的冷水，一隻手伸進桶裏風快地攪動，測試著水溫。幾個人搭手幫刀兒匠將豬抬過來丟進黃桶，刀兒匠一手逮豬尾巴一手逮豬前腿上下晃動，一刻也不停息。我站在旁邊沒看多久，黑豬就變成了白豬。捅了皮，吃了氣，在黃桶上搭了木杠，讓拔光毛的豬騎在上麵。刀兒匠拿了瓢舀水衝了豬身，邊衝邊刮，頃刻豬變得雪白。雪白的豬騎在木桶上，除了頸項上的刀口，其餘都完美無缺。眼睛還睜著，耳朵還立著，尾巴還翹著，像是要奔跑。宰殺這樣一頭肥豬，主人家應該是很高興才對，刀兒匠和幫忙搭手的人也應該是很高興才對，可都是愁眉苦臉的——害怕又是頭被人抽了苦膽的豬，連庖湯也吃不上一口。
開膛的時候，來了很多人，睜大眼圍著掛在柿子樹上的肥豬。主人家的眼睛睜得最大。女人懷裏孩子也圓睜著眼忘了咂奶。一刀下去，豬肚子開了，白花花的油翻了出來，接著露出了紅豔豔的內髒。刀兒匠沒有像往常先取出心、肝、肺，而是直接掏出膽囊摘了下來。刀兒匠用刀尖摘膽囊的動作幹淨利落，聲音輕得像一片幹枯的柿子葉掉在地上。
奇跡沒有發生，摘下的膽囊幹癟癟的，皺巴巴的囊壁上有一個明顯的針眼；剖開，裏麵隻剩幾滴渾濁的膽液。刀兒匠把膽囊拿給主人家看，男主人再拿給從屋裏小跑出來的女人看，邊看邊指著針眼。開了膛的豬掛在柿子樹上，再沒有人去動它，也再沒有人想去動它。主人家、刀兒匠、幫忙搭手的人和看熱鬧的人都開始吃悶煙。還有人在看掛在柿子樹旁邊一棵落光葉子的花椒樹上的膽囊，指著針眼嘀咕。花椒樹下花椒落了一地，高處的枝條上還剩著一串串花椒，顯然是豬肉不能吃，花椒便排不上用場。
我是希望奇跡發生的，那樣，我也好美美實實吃一頓庖湯。很久沒有吃肉了，更別提吃庖湯。吃庖湯吃心，吃肝，吃肺，吃竹筍炒坐登。坐登就是豬屁股上的肉。現在都不吃肺了，覺得是下料。其實豬肺燉起很好吃，加花椒薑片加兩三個幹辣椒。小時候婆婆把肺和小腸燉一起，加蘿卜，我總能吃上好幾碗。吃不上庖湯，每個人都顯得垂頭喪氣。主人家一狠心殺了隻雞，說還是要喝幾盅。殺雞自然是款待我這個老師。在他家的神龕上，老師雖然排在末位，但畢竟在天地君親之列。
刀兒匠沒有喝上這頓“狠心”酒，被別的人家請去殺豬了；都曉得十有八九是白殺，但還是不甘心。
主人家一直沒有去管掛在柿子樹上的豬（我不知道該稱它是豬還是豬肉）。在他們眼裏，它已經是個廢物，是一堆爛肉一堆垃圾。然而，喝酒沒喝酒，在我看來它都還是一頭豬，一頭肥豬。主人家在酒桌上提起養豬，眼淚嘩嘩就下來了。“老子要是曉得哪個狗日的抽的苦膽，非把他的皮剝下來不可！”主人家還沒上四十，常年在大峽穀淘金練就了一身疙瘩肉，要剝一個拿注射器的人的皮輕而易舉。“真有那麼一些抽豬苦膽的人嗎？”我問主人家。“要是沒有，那麼多豬身上的針眼是從哪裏來的？你剛才也看見，那麼肥實的豬，膽咋會是癟的？”主人家說著說著，就罵起鎮子上的幹部，說他們都是chua球的，事情鬧了這麼久連個說法都沒有。我也覺得氣憤。1992年冬天，大峽穀裏出了這樣的事，兩三個月，還真沒給個說法。不管是謠傳還是真正的事件，都已經像山火蔓延開了，不應該沒有人站出來滅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