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紅樓夢》，人們稱之為“紅學”。近幾十年海內外研究的人很多，社會上對此也感興趣，研究工作也取得很大進展，因而稱之為“顯學”。
說起《紅樓夢》的研究工作，也可以說，從《紅樓夢》創作之初就開始了。從“甲戌本”（一七五四年）之前就開始了的那麼些“脂硯齋評語”，不就是研究成果嗎？其評語已涉及了作者生平、故事背景、文學評論等等，可以認為這就是最早的“紅學”。
“紅學”一詞，最早流行於北京，有些半開玩笑的意思。清末孫雄《道、鹹、同、光四朝詩史注》中記道：都人喜談《石頭記》，謂之“紅學”。新政風行，談紅學者改談經濟；康、梁事敗，談經濟者又改談“紅學”，戊戌報童述之，以為笑噱。近人均耀《慈竹居零墨》記道：華亭朱子美先生昌鼎，喜讀小說。自言生平所見說部有八百餘種，而尤以《紅樓夢》為最篤嗜。精理名言，所譚極有心得。時風尚好講經學，為欺飾世俗計。或問：“先生現治何經？”先生曰：“吾之經學，係少三曲者。”或不解所謂。先生曰：“無他，吾所專攻者，蓋‘紅學’也。”第一則說是以為“笑噱”，第二則自認“紅學”，則說是“經學”少“三曲”，也是牢騷話。這是因為舊時認為小說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閑書，《紅樓夢》甚至被認為是誨淫之作，多次被禁止。學術上有“經學”、“史學”、“小學”（指“音韻”、“文字”等），以及細分科，什麼“公羊學”、“穀梁學”、“選學”、“金石學”……清代後來，還有什麼“西北地理學”等等，都是有師承、有家法、學有專門的學問。在這些門類紛繁的學問中，“紅學”是挨不上號的。如說某某人是“紅學家”，那不是尊重、讚美他，而是嘲笑諷刺他。當時“紅學家”是做夢也想不到現在的紅學家們的十足風頭的。
不過話又說回來，還是先有了談《紅樓夢》、研討《紅樓夢》的風氣出現之後，才有了“紅學”的名詞的。盡管這一稱謂，在開始時有點開玩笑的意思，大學者們決不願意人稱他一聲“紅學家”。但實際上，由於《紅樓夢》本身的強大藝術魅力，使得他們不由得會談論起《紅樓夢》來。其間不少知名的大學者，如詩家袁枚、經學家郝懿行、封疆大吏胡林翼、大名家李慈銘、大學者俞樾、大金石家陳康祺……這些各方麵的大家，都曾津津有味地談論過《紅樓夢》，至於後來的蔡元培、王國維二先生，那就更為《紅樓夢》寫下專著了。
現在談到“紅學”，大約可分為三個時期，一是“舊紅學”時期，二是“新紅學”時期，三是“當代紅學”時期。
在脂硯齋評閱《紅樓夢》之後，程偉元、高鶚二人，應該說首先是《紅樓夢》的研究者、紅學家，其次才是《紅樓夢》的整理者、續書者、出版者，這先後的次序是明顯的。
在此之後，最早評閱《紅樓夢》並且寫了專著的是浙江人周春（字鬆藹），其書名《閱紅樓夢筆記》。近人黃濬《花隨人聖盦摭憶》記道：浙人吳君伯迂，淹雅富收藏，所居署萬華盦。其家傳有《閱紅樓夢筆記》一巨冊，為其鄉前輩周鬆藹手書，原本。筆述井井，總題為《閱紅樓夢筆記》，內分《紅樓夢》評例、約評若幹種……按周先生評中，亦有頭巾氣、亦有望文生義處，然以去雪芹才數十年之久，有此手稿，故為極強有力之資料也。按《筆記》開頭即雲：“乾隆庚戌秋，楊畹耕語餘雲：雁隅以重價購鈔本兩部，一為《石頭記》八十回，一為《紅樓夢》一百廿回，微有異同……壬子冬，知吳門坊間已開雕矣。”此則結尾處署“甲寅中元日泰穀居士記”。
按乾隆庚戌、壬子、甲寅，分別為五十五年（一七九○）、五十七年（一七九二）、五十九年（一七九四），和“程甲、乙本”，高鶚、程偉元作序、寫《紅樓夢引言》是同時代的作品。而且“庚戌”即可買到一百廿回抄本《紅樓夢》，尚早於“程甲本”一年，似乎高鶚補寫完成的百廿回本，在活字排印之前，已有抄本流傳於坊間了。“八十回本”與“百廿回本”比較，明明多了四十回書，卻說“微有異同”，或者是單指前麵部分，總之這些地方均使人產生疑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