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如第五十四回賈母批評說書道：這些書就是一套子，左不過是些佳人才子，最沒趣兒。把人家女兒說的這麼壞，還說是“佳人”……這可以說也是曹雪芹的“文藝評論”，“一套子”三個字多麼尖銳中肯！直到今天，不是還有不少“家”們，在重複著模式化、概念化的玩藝嗎？二百多年前有，今天有，未來恐怕還有。在藝術上，模式化的東西多麼容易，而創新的、獨特無二的東西又多麼難呢？
高度的文化修養所閃耀的光芒，第二表現在淵博的知識上。這一點，不要說在中國文學藝術史上，很難有一部文學作品能與《紅樓夢》相比，即在世界文學史上，恐怕也是少有的。
《紅樓夢》時代的知識學問，從當時的社會眼光看，首先是科舉功名之學，也就是從小讀“四書”、五經，學作試帖詩、八股文，考秀才、舉人、進士，然後去做官。這是每一個讀書人第一必須講求的學問，也是每一個讀書人的必經之路。盡管可以不去考秀才、舉人等，或是考不取，但讀書的過程都是一樣的。如果今天有人問：曹雪芹小時候讀什麼書？學習寫什麼文章？那就可以毫不遲疑地回答：先讀“四書”、五經，再讀時文、試帖詩，學寫八股文、試帖詩，同《紅樓夢》中賈寶玉學的、寫的一樣，這是當時唯一的教學內容。如果說，曹雪芹小時候是學寫八股文出身的，也許會嚇人一跳，但這是曆史的真實，誰也沒有法子改變。這正如《儒林外史》中馬二先生說的：就是孔夫子生活在那個時代，也要學作八股文。因為明、清兩代近五百五十年中，國家以此試士，教師以此課徒，家長以此教子，題目都出在“四書”中，所以第九回賈政教訓寶玉時說：“隻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四書”背不熟，講不明，就無法學會作八股文；而作不來、作不好八股文，就無法參加科舉考試，沒有考取的希望。所以當時不論多麼大的學者、詩人，在小時候（包括童年和少年）讀書時，都是讀“四書”、五經，學作八股文、試帖詩出身的。其他諸子百家、古文、唐詩、宋詞等等，都謂之“雜學”，在考中功名之前，不能專學這些，尤其小時在書房讀書時，更不能學這些，唯恐耽誤了“正課”。
曹雪芹自不例外。但據現有材料了解，他並無任何“功名”（指秀才、舉人、進士資格等），他是否參加過最起碼的八股文考試，即縣裏考童生，或府裏考秀才，不知道。他是否納過監，像高鶚在後四十回中寫賈寶玉一樣，以“監生”的資格參加舉人考試，也不知道。但從《紅樓夢》那樣高的藝術水平、寫作水平來說，曹雪芹幼年必然受過較長時期嚴格的基礎教育。老師教的絕不會是“小說作法”，自然也還是“四書”、五經、八股文了。
曹雪芹本人是反對這些的，書中的賈寶玉也反對這些，而又不得不學這些，這是那個時代不少“才子”麵臨的共同矛盾。但在被動的、以“四書”、五經、八股文為唯一教學內容的嚴格基礎教育訓練之下，卻也不知有多少人成為曆史名人、著名學者。像曹雪芹，卻能寫出這樣的《紅樓夢》來，豈不奇怪？
才與學是不可分的，曹雪芹如果小時候不讀書，又如何寫《紅樓夢》呢？但這樣的教育之“因”和《紅樓夢》這樣的“果”，又如何聯係、如何解釋呢？
我想由於三點意外的收獲：一是認識八千左右中國漢字，同時掌握了音、形、義、四聲等以及種種通假關係，並能熟練地運用這些文字。二是讀熟了中國文化最原始最基本的典籍，這是中國文化的根，後來的都是從這個根萌發生長出來的。以此為基礎，進一步研究中國任何學問，都遊刃有餘，無往而不利。反之，不管花多大力氣，用什麼方法，終究隔著一層。三是受到了嚴格而又特殊的記憶訓練、運用文字的思維訓練。受過這種訓練的人，一般都具備了十分強的記憶力，並記憶了大量的經典資料，具備了精微、準確的思維能力，而且十分敏銳。有此二者，去做中國傳統文化範圍內的任何學問，都是十分方便的。
“八股文”這個腐朽的“怪物”，是會幫助中等以上聰明才智的人，而專門作弄愚人的。所以有人說：聰明人學會八股文，便更聰明；而笨人學會八股文，便更笨。曹雪芹自然是屬於前者，與他同時的那眾多的乾嘉學派的有成就的大學者，也都是屬於前者。不如此理解，便不能解釋這個“怪物”和這個曆史矛盾。
當然，我並不是說曹雪芹就因此而寫出了《紅樓夢》，我隻是強調他小時所受教育及文化基礎。而他那其他方麵淵博的知識，是在此基礎上獲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