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我隨父母從合肥搬到北平清華園。大家也許知道，清華園有一個美麗的校舍。我在清華園前後共住了八年，讀了四年小學和四年中學。那時中國處於一個動蕩的時代。當我的同齡人正遭受困難時，我能在這樣一個被保護起來的環境下度過美滿的童年，是非常幸運的。
我在清華子弟小學——承誌小學念了四年。1933年進崇德中學。1937年抗戰開始，我們全家先搬回合肥，後又遷至昆明。我在昆明念了半年中學。由於許多學生都是逃亡者，沒有固定的地方，所以當時教育局規定，學生可以不在一所學校念完中學，並可以用同等學曆考大學。我就參加了當時的大學考試。1938年我剛進西聯大，那裏就遭轟炸。我在昆明的七年裏，幾乎無時沒有被轟炸的危險。記得有一天，日本飛機來轟炸，我家園子裏正中一彈。幸而我們一家人都躲到了鄉下，或進了防空洞，所以全沒受傷。每當我從城外往城裏走，我都擔心著我家是不是遭到轟炸了。那以後幾天，我拿著鏟子到廢墟裏去挖。當我挖出幾本書時，我興奮極了。今天就很難想象，在當時的情況下，幾本書對一個大學生的意義。
在西南聯大，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西南聯大的物質條件實在是非常差的。那時的教室是鐵皮的房子，下雨時“叮叮當當”地響；地板是泥鋪的，下雨後踩成一個個高低不平的坑；圖書館的窗是沒有玻璃的，每當刮風時，我們必須拿一樣東西把書本壓住。盡管物質條件很困難，但教師們教得很認真，學生們學得很用功，所以我在那裏還是學到了許多東西。
那時的大一國文課采用的是輪流教授法，即每個教授輪換著講授一至兩個禮拜。一般來說，這種辦法極易產生紊亂。但那時西南聯大教師陣容很強，這種輪流教授法使我們學到了多方麵的文史知識。記得那時教我們的教授有朱自清先生、聞一多先生、王力先生、羅榮先生等很多人。我的大一物理是跟趙忠堯先生念的。趙先生現在是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已經八十多歲了。我的大二電學是跟吳有訓先生念的。他曾經很多年任清華大學西南聯大理學院院長，後來是中央大學、交通大學校長，解放後任過多年的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於1977年去世。我的大二力學是跟周培源先生念的。周先生曾任北大校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現在也已經八十出頭了。
那時，所有的教師對學生的要求都很嚴，而我們學生學習的態度也確實很認真。
1942年，我在西南聯大畢業後，就進了西南聯大的研究院。在研究院的兩年，對我以後的研究工作有著關鍵性的影響。
前後六年我在西南聯大所受的教育，為我以後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很深的基礎。
在聯大給我影響最大的兩位教授是王竹溪先生和吳大猷先生。王先生畢業於清華大學，三十年代曾去英國學統計力學，1938年取得博士學位回國，任西南聯大物理係教授。四二年我進研究院後，就請王先生做了我的碩士論文導師。他把我引到了統計力學的道路。這對我一生的研究工作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直到今天，統計力學還是我最感興趣的研究方向之一。王先生後來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不幸在1983年去世。
吳大獻先生現在是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他在三十年代就取得了美國密西根(Michigan)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在北京大學當教授。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他自己設了一個試驗所，一邊從事理論研究，一邊搞試驗。他的研究方向是分子光譜學，工作量非常大。1942年在我快要大學畢業時，由於教育部規定每個得學士學位的學生，必須寫兩篇學士論文。於是我就去找了吳先生，請他指導我做學士論文。他指導我的方向，是群論與分子光譜的關係。群論是數學裏的一個學科。這次論文的寫作，把我引導到了群論與物理學關係的方向上，對於我以後的研究工作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1944年我從聯大研究院畢業取得碩士學位後，參加了清華大學的留美考試。1945年夏天，我動身去美國讀博士學位。這期間，我在聯大附中教了一年書。
由於在西南聯大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打下了紮實的根基，使我得以對物理傳統的價值觀念有了一個自己的評價。任何一個學科，如果你要想有所創新，就必須有自己的見解；如果隻是跟著別人走，就不可能有新的革命性的建樹。換句話說，在你學習的時候，必須對自己的老師的風格有所認識。我在西南聯大時，就漸漸地使自己達到了能夠欣賞老師的風格的程度。當時有三位物理學家是我最佩服的。他們是：愛因斯坦(Enstain)、費米(Fermi)和狄拉克(Dirac)。
我到美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哥倫比亞大學找費米，因為戰前他曾在那裏當教授。可是在戰時他去洛斯阿拉漠斯(Los
Alamos)主持造原子彈的工作。因為他的行蹤是保密的，所以一般人都認為他失蹤了。使我非常驚訝的是，我去哥倫比亞大學物理係問費米教授什麼時候上課時，那裏的秘書竟沒聽說過有一位叫費米的人。
後來我去了普林斯頓大學。在那裏我遇到了張文裕教授。他現在是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名譽所長。我曾在西南聯大聽過張先生的課。他告訴我說，費米打仗期間在洛斯阿拉漠斯，那時他已聽說費米要去芝加哥大學當教授。所以我就請求去芝加哥大學學習。
在芝加哥大學，我接觸較多的除了費米教授，還有一位是泰勒(Te11er)教授。泰勒先生被稱為“氫氣彈之父”。他那時是芝加哥大學的一位相當年輕的教授。當時在芝加哥大學有三位教授對我影響較大，他們是：費米、泰勒和另一位實驗物理學教授艾裏遜(A1lison)。
我在中國曾有一個很紮實的物理學基礎，到了芝加哥大學後，我很快就發現，那裏的物理學課程遠不如西南聯大。課程既不詳細也無深度，教授也沒有很充分地去準備。但這並不是說我在芝加哥大學就沒有學到很多東西，事實上，我在那兒學到了許多在昆明所沒有學過的東西。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活用物理學知識的方法。可以說，我在西南聯大學的，是演繹法的物理學，在芝加哥大學學的，是歸納法的物理學。所謂歸納法的物理學，就是從實驗開始，為了描述、解釋實驗中的現象，使之成為一個整體的觀念，去尋找一些理論上的結論。
泰勒先生就是一個非常注重物理現象，並有許多直覺的物理觀念的人。跟他接觸後我就發覺他的物理學與我以前學的物理學很不一樣。他有非常多的新的先解，我想一天裏他至少有十個見解。這十個見解中，至少有九個是錯的。不過，也隻要有一個是正確的就夠了。而且，他給我印象非常深的，是不怕講錯。九個錯誤的觀念，他也總是非常樂意地講出來。這點我在中國時是無法想象的。
近年來我常常回國來，與國內一些大學的教師、學生有了一些接觸。我聽說中國有個所謂“四大力學”。這“四大力學”把學生壓得透不過氣來。“四大力學”是不是重要的呢？毫無疑問是重要的。也沒有人能否認“四大力學”是物理的骨幹。不過，物理學不隻有骨幹，隻有骨幹的物理學是個骷髏，不是活的，要既有骨幹，又有血、有肉的物理學，才是活的物理學。
我曾經跟中國的許多教師談過，覺得在課程裏減少一些推理特別嚴密、演算非常複雜的科目，增加一些與物理的現象有關的科目，這對學生學活的物理學也許會有更多的好處。
我剛才說的關於物理學的價值觀念的研究風格，也許學文史的同學不能理解，你們可能會說，物理學研究的是自然現象，是一門科學，而科學是研究事實的，又談什麼“風格”？但我們知道，事實中包括著各種不同的現象，對這些不同現象所產生理論的美妙的感受是不同的，這也就產生了每個人對物理學研究的不同風格，所以，一個人的研究風格對他的研究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我到芝加哥大學後，就感覺到自己對試驗物理接觸太少。在西南聯大，實驗設備較差，而主要的課程，都是眾多的理論課，所以我當時就下決心，博士學位的論文一定要寫實驗方麵的。
我先去找費米。他既是一個理論物理學家，也是一個實驗物理學家。可他說我不能跟他做論文，因為他當時在阿爾崗國立實驗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做研究工作，而那項工作是保密的。他介紹我去跟艾裏遜教授。以後我就跟艾裏遜教授工作了近二十個月。當時艾裏遜教授正在製造一套四十萬電子伏的加速器，我們五、六個研究生跟他一起做了十五個月。完成後，我們每個人在加速器上做一個試驗。我做的試驗，是把氧與原子核的兩個能極分開，結果不太成功。這使我意識到自己恐怕天生就不是做實驗物理的料。
在我們的實驗室裏還有許多別的研究生。很快我就發現，他們雖然理論考試考不過我，可是他們在實驗上卻有許多地方是我完全做不到的。舉例來講，做實驗時，假如一個線路不對的話，我的辦法是：把圖紙拿來，仔細研究，對照著再做；可是他們卻踢一腳，立刻就好了。後來我也如法炮製，可是結果還是不能成功。
我的同學對我很好，因為我有時可幫他們解決理論上的問題。但他們也常常不留情麵地開我的玩笑。我們實驗室裏有一個玩笑，就是說“凡是有爆炸的地方就有楊振寧”。
我的試驗做得不太成功，當時我心裏很不高興。有一天，泰勒教授來了。他說：“聽說你這次試驗做得不太成功是不是？”我說：“是的。”他說：“你前些時候已經寫了一篇理論文章，你不如就用那篇理論文章作你的論文。你不必堅持一定寫出一篇實驗論文。”這件事當時使我很失望。所以我跟他說：“我得考慮考慮。”兩天以後，我覺得他講的話是對的。這樣想後，我感到如釋重負似地輕鬆。這也就結束了我實驗物理的生涯。我的朋友卻又對我說：“這恐怕是實驗物理學的幸運。”
我在四八年取得博士學位後，在芝加哥大學做了一年的教員(instructor)。
有一天，奧本海默(Oppenheimer)到芝加哥大學來演講。他是一個著名的物理學家，是“原子彈之父”。他當時是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的主任。那時，institute裏有很多年輕人。他們做的工作是非常傑出的。所以我就跟費米和泰勒說：“我想到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去呆一年。”請他們給我寫推薦信。他們就寫信給奧本海默。1949年夏天，我就到了institute。
在我去以前，費米跟我說：“去institute這個地方是很好的，因為在裏麵你可以學會很多很有意思的工作。不過，那裏不是一個可以久居的地方。”因為據費米說：“institute裏所做的物理太理論、太抽象。”他說：“institute就像中古的一個修道院。”我是非常敬佩費米的，所以他的話我記得很牢。
到institute一年以後，奧本海默勸我常住下去，芝加哥大學則是要我回去。我考慮了很久，決定還是留在institute。這倒不是因為我忘記了費米的教導，也不是因為奧本海默的話不能拒絕，因為人生不隻是有物理學，我那時正在跟杜致禮交朋友，而她又在紐約念書，離普林斯頓很近。所以我就留下了。
我剛才說過，institute裏有很多年輕人。每天下午，大家一邊在institute大廳外喝茶，一邊就交換意見，天南地北地閑聊。由於傑出的人很多，所以競爭非常激烈。通過不斷的討論，不斷競爭，我學到了很多東西。
我在四十年代開始念理論物理的時候，很幸運地走到了一個新的方向，這就是今天的高能物理和基本粒子物理。基本粒子物理雖然在三十年代就開始有了，可是，它的大發展是到四十年代末才開始的。也可以說，像我這樣年紀研究物理的人，是同這個領域一塊兒成長的。
一個年輕人在開始起步做研究工作時，他所選擇的方向對於他今後的成就有著重要的、決定性的影響。假如一個人非常聰明，可是他走的方向是沒有發展前途的，那麼他再怎樣努力，也不易作出什麼有特別建樹的貢獻來。
我在學校從事教學已經很多年了，接觸過很多很多的學生和成千個從事理論物理研究的人。那裏有很多人非常聰明。可是同樣是非常聰明的人，幾十年後他們的成就卻有很大差別。這裏最基本的道理，我認為就是，有的人選擇的道路，是以後十年、二十年有大發展的，有的人沒有走到這些方向，而是走進死胡同裏，雖然他們很聰明，也很努力，最後還是不太容易有成績的。
我剛才說到，基本粒子物理和高能原子物理是在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開始有大發展的。我恰巧走進了這個領域。回想起來，這是一樁非常幸運的事情。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是一個很小的組織，是一個沒有研究生的、純粹搞研究工作的組織。那裏環境非常恬靜而優美。我在那裏共呆了十七年。無疑的，這十七年是我有最重要成就的時期。
1966年，我離開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到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去做教授。那時，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是一所新的學校。那裏的校長叫托爾(Toll)。有一天他給我打來一個長途電話，說希望把石溪建成一所以研究工作為主的大學。他希望我幫他一起做這件事。我答應了，並於1966年前去。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是一座標準的象牙塔，是一座成功的、名副其實的象牙塔。為什麼我在那裏做了有成就的十七年後要離開它呢？道理很簡單：世界不隻是有象牙之塔。象牙塔裏可以做出很出色的工作，但卻不是世界唯一可以有作為的地方。去幫助建立一所新的大學，就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回想起來，我當時決定離開象牙塔，去做一件與社會比較有關的事，是非常正確、非常明智的。
到一九七一年夏天，種種跡象表明：中美凍結了二十年的外交關係，有緩解的可能。當時我就決定回到中國來，因為在中國，有我父母和弟妹，有很多老師和朋友。而且我覺得應該盡快利用當時的機會到中國來，這在七一年以前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這麼急呢？因為當時越南戰爭還沒結束。在動蕩的國際局勢中，我擔心在很短時間內，一個稍稍打開一點小縫的門，又有可能被完全關死了。所以我就趕著在一九七一年的夏天，到中國來訪問了四個禮拜。
我已跟大家說過，我所到的第一個城市，就是上海；我所訪問的第一所大學，就是複旦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