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夢境的。因此隻得走；可是走了以後，有時卻也免不掉墮落或回來。否則，就得問：她除了覺醒的心以外，還帶了什麼去？倘隻有一條像諸君一樣的紫紅的絨繩的圍巾，那可是無論寬到兩尺或三尺，也完全不中用。她還須更富有，提包裏有準備，直白地說，就是要有錢。
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
錢這個字很難聽，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們所非笑，但我總覺得人們的議論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飯前和飯後，也往往有些差別。凡承認飯需錢買，而以說錢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裏麵怕總還有魚肉沒有消化完，須得餓他一天之後，再來聽他發議論。
所以為娜拉計，錢，——高雅的說罷，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自由固不是前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人類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常常要饑餓。為補救這缺點起見，為準備不做傀儡起見，在目下的社會裏，經濟權就見得最要緊了。第一，在家應該先獲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會應該獲得男女相等的勢力。可惜我不知道這權柄如何取得，單知道仍然要戰鬥；或者也許比要求參政權更要用劇烈的戰鬥。
要求經濟權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許比要求高尚的參政權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類更煩難。天下事盡有小作為比大作為更煩難的。譬如現在似的冬天，我們隻有這一件棉襖，然而必須救助一個將要凍死的苦人。否則便須坐在菩提樹下冥想普度一切人類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類和救活一人，大小實在相去太遠了。然而倘叫我挑選，我就立刻到菩提樹下去坐著，因為免得脫下唯一的棉襖來凍殺自己。所以在家裏說要參政權，是不至於大遭反對的，一說到經濟的平勻分配，或不免麵前就遇見敵人，這就當然要有劇烈的戰鬥。
戰鬥不算好事情，我們也不能責成人人都是戰士，那麼，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貴了。這就是將來利用了親權來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國的親權是無上的，那時候，就可以將財產平均地分配子女們，使他們平和而沒有衝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經濟權，此後或者去讀書，或者去生發，或者為自己去享用，或者為社會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請便，自己負責任。這雖然也是頗遠的夢，可是比黃金世界的夢近得不少了。但第一需要記性。記性不佳，是有益於己而有害於子孫的。人們因為能忘卻，所以自己能漸漸地脫離了受過的苦痛，也因為能忘卻，所以往往照樣地再犯前人的錯誤。被虐待的兒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兒媳；嫌惡學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罵官吏的學生；現在壓迫子女的，有時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這也許與年齡和地位都有關係罷，但記性不佳也一個很大原因。救濟法就是各人去買一本note-book來，將自己現在的思想舉動都記上，作為將來年齡和地位都改變了之後的參考。假如憎惡孩子要到公園去的時候，取來一翻，看見上麵有一條道，“我想到中央公園去”，那就即刻心平氣和了。別的事也一樣。
世間有一種無賴精神，那要義就是韌性。聽說拳匪亂後，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謂無賴者很跋扈，譬如給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兩元，對他說這行李小，他說要兩元，對他說道路近，他說要兩元，對他說不要搬了，他說也仍然要兩元。青皮固然是不足為法的，而那韌性卻大可以佩服。要求經濟權也一樣，有人說這事情太陳腐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說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說是經濟製度就要改變了，用不著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經濟權。
其實，在現在，一個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許不至於感到困難的，因為這人物很特別，舉動也新鮮，能得到若幹人們的同情，幫助著生活。生活在人們的同情之下，已經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個娜拉出走，便連同情也減少，有一千一萬個出走，就得到厭惡了，斷不如自己握著經濟權之為可靠。
在經濟方麵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麼？也還是傀儡。無非被人所牽的事可以減少，而自己能牽的傀儡可以增多罷了。因為在現在的社會裏，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這決不是幾個女人取得經濟權所能救的。擔人不能餓著靜候理想世界的到來，至少也得留一點殘喘，正如涸轍之鮒，急謀升鬥之水一樣，就要這較為切近的經濟權，一麵再想別的法。
如果經濟製度竟改革了，那上文當然完全是廢話。
然而上文，是又將娜拉當做一個普通的人物而說的，假使她很特別，自己情願闖出去做犧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
我們無權去勸誘人做犧牲，也無權去阻止人做犧牲。況且世上也盡有樂於犧牲，樂於受苦的人物。歐洲有一個傳說，耶穌去釘十字架時，休息在Ahasvar的簷下，Ahasvar不準他，於是被了咒詛，使他永世不得休息，直到末日裁判的時候。Ahasvar從此就歇不下，隻是走，現在還在走。走是苦的，安息樂的，他何以不安息呢？雖說背著咒詛，可是大約總該是覺得走比安息還適意，所以始終狂走的罷。
隻是這犧牲的適意是屬於自己的，與誌士們之所謂為社會者無涉。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觳轂，他們就看了滑稽劇。北京的羊肉鋪前常有幾個人張著嘴看剝羊，仿佛頗愉快，人的犧牲能給與他們的益處，也不過如此。而況事後走不幾步，他們並這一點愉快也就忘卻了。
對於這樣的群眾沒有法，隻好使他們無戲可看倒是療救，正無需乎震駭一時的犧牲，不如深沉的韌性的戰鬥。
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我想這鞭子總要來，好壞是別一問題，然而總要打到的。但是從那裏來，怎麼地來，我也是不能確切地知道。
我這講演也就此完結了。
◎說明提示：
1923年12月26日晚，魯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文藝會上演講。這是魯迅現存第一篇講稿。魯迅通過對挪威戲劇家易卜生的劇本《傀儡家庭》(即《玩偶之家》)中的人物娜拉的分析，來闡明他對婦女解放問題的意見。
論友誼(西塞羅)
論友誼
西塞羅
公民們：
我以為，友誼的基礎是美德。別人相信你有美德，所以才與你建立友誼。你若放棄了美德，友誼也就不存在了。
所以，我們早已定下了一條保護友誼的準則：不要求他人做不名譽的事。別人求你，你也不要做。為了朋友的緣故而做犯法的事，尤其是背叛國家，那是絕對不名譽的，不容辯解的。所以，請朋友做事，必須以名譽為限。如果確認是名譽的，便應毫不遲緩地去做，並且永遠熱誠。
我以為那些錯把功利當作基礎的人，實在是丟掉了友誼的基礎。我們愉快，不是由於從朋友那裏得到了物質利益，而是由於得到了朋友的愛。如果我們的資助使我們得到了愉快，那是因為其資助是出於真誠的愛。請問天下有沒有哪一個人願意在無窮的物質財富中享受，而不準他愛一個人，同時也不準一個人愛他？隻有暴君肯過這樣的生活。沒有信仰，沒有愛，也沒有對人的信任，一切都是猜疑、猶豫、憎恨，這裏絕對沒有友誼的位置。因為誰能愛一個自己所怕的人呢？誰又能愛一個怕自己的人呢？
哲人思尼烏斯說：“在命運不濟時才能找到忠實的朋友。”不可靠的朋友大約有兩種：一種是在自己得誌、飛黃騰達時，忘了朋友；一種是見朋友有難而棄之不顧，逃之夭夭。所以，在上述兩種情形之下，仍能想到朋友，而不使友誼絲毫減色的人，才真正難能可貴，才可以稱之為神聖友誼。
“我們愛朋友猶如愛自己”——這樣說是不恰當的，因為有許多事我們隻是為朋友做，而不為自己做。有時去懇求一個卑鄙的人，有時去冒犯一個不該冒犯的人，這些為自己本不值得去做的事，為了朋友便欣出去做了。有目共睹，在許多情況下，有美德的人寧肯犧牲自身利益，而使朋友得到歡樂。所以，應該說：“愛朋友勝過愛自己。”
友誼還應該有一條準則：不要為了自己過分鍾情友誼、依戀友誼而妨礙了朋友的大事。凡是舍不得離開朋友而阻止、妨礙朋友去盡他高尚的義務的人，不但無知、怯懦，而且簡直就不懂友誼。
美德之所以能創造友誼、保持友誼，是因為美德裏有和諧、有堅貞、有忠誠、有無私、有明智、有善、有美、有愛。一個人的美德一旦表現出來，便會光芒四射，並且借助這種光芒，照見別人的美德。美德與美德互相吸引，光芒與光芒交相輝映，結果便燃出友誼的光焰。
先看準了朋友，然後再愛他。不要因為先愛了他，就認作朋友。因為，凡是心靈值得愛的人，才是值得去結交的人。
◎說明提示：
《論友誼》，一名《萊利烏斯》，撰於公元前44年，對話體，是寫給朋友阿提庫斯的“一個老人給另一個老人的一件禮物”。主人公是以友誼名世的古聖賢蓋烏斯·萊利烏斯，主題是論證“無德行則友誼不存”之理。
馬庫斯·圖留斯·西塞羅(公元前106年1月3日～前43年12月7日)，古羅馬著名政治家、演說家、雄辯家、法學家和哲學家。出身於古羅馬的奴隸主騎士家庭，以善於雄辯而成為羅馬政治舞台的顯要人物。從事過律師工作，後進入政界。開始時期傾向平民派，以後成為貴族派。公元前63年當選為執政官，在後三頭政治聯盟成立後被三頭之一的政敵馬克·安東尼(公元前82年～前30年)派人殺害。
論愛情(培根)
論愛情
培根
舞台上的愛情生活比生活中的愛情要美好得多。因為在舞台上，愛情隻是喜劇和悲劇的素材，而在人生中，愛情卻常常招來不幸。它有時像那位誘惑人的魔女，有時又像那位複仇的女神。
你可以看到，一切真正偉大的人物，無論是古人、今人，隻要是其英名永銘於人類記憶中的，沒有一個是因愛情而發狂的人。因為偉大的事業隻有羅馬的安東尼和克勞底亞是例外。前者本性就好色荒淫，然而後者卻是嚴肅多謀的人。這說明愛情不僅會占領開曠坦闊的胸懷，有時也能闖入壁壘森嚴的心靈——假如手禦不嚴的話。
埃辟克拉斯曾說過一句笨話：“人生不過是一座大戲台。”似乎本應努力追求高尚事業的人類，卻隻應像玩偶般地逢場作戲。雖然愛情的奴隸並不同於那班隻顧吃喝的禽獸，但畢竟也隻是眼目色相的奴隸，而上帝賜人以眼睛本來是有更高尚的用途的。
過度的愛情追求，必然會降低人本身的價值。例如，隻有在愛情中，才總是需要那種浮誇陷媚的詞令。而在其他場合，同樣的詞令隻能招人恥笑。古人有一句名言：“最大的奉承，人總是留給自己的。”——隻有對情人的奉承要算例外。因為甚至最驕傲的人，也甘願在情人麵前自輕自賤。所以古人說得好：“就是神在愛情中也難保持聰明。”情人的這種弱點不僅在外人眼中是明顯的，就是在被追求者的眼中也會很明顯——除非她(他)也在追求他(她)。所以，愛情的代價就是如此，不能得到回愛，就會得到一種深藏於心的輕蔑，這是一條永真的定律。
由此可見，人們應當十分警惕這種感情。因為它不但會使人喪失其他，而且可以使人喪失自己本身。甚至其他方麵的損失，古詩人早告訴我們，那追求海倫的人，是放棄了財富和智慧的。
當人心最軟弱的時候，愛情最容易入侵，那就是當人春風得意、忘乎所以和處境窘困孤獨淒零的時候，雖然後者未必能得到愛情。人在這樣的時候，最急於跳入愛情的火焰中。由此可見，“愛情”實在是“愚蠢”的兒子。但有一些人，即使心中有了愛，仍能約束它，使它不妨礙重大的事業。因為愛情一旦幹擾情緒，就會阻礙人堅定地奔向既定的目標。
我不懂是什麼緣故，使許多軍人更容易墮入情網，也許這正像他們嗜愛飲酒一樣，是因為危險的生活更需要歡樂的補償。
人心中可能普遍具有一種博愛傾向，若不集中於某個專一的對象身上，就必然施之於更廣泛的大眾，使他成為仁善的人，像有的僧侶那樣。
夫妻的愛，使人類繁衍。朋友的愛，給人以幫助。但那荒淫縱欲的愛，卻隻會使人墮落毀滅啊！
◎說明提示：
弗蘭西斯·培根(1561～1626)是英國哲學家、思想家、作家和科學家，被馬克思稱為“英國唯物主義和整個現代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他在邏輯學、美學、教育學方麵也提出許多思想。著有《新工具》《論說隨筆文集》等。
讀書教學四十年(楊振寧)
讀書教學四十年
楊振寧
今天，我在複旦大學接受名譽博士學位。對我來講，這是一個很大的榮譽，也使我深有感受。
記得，1971年我第一次訪問新中國，我所到的第一個城市，就是上海；我所訪問的第一所大學，就是複旦大學。那以後到今天，我訪問新中國共19次。在這當中，我曾多次來到複旦大學。從1974年起，我就同複旦大學物理係、數學係的好幾位教師有了很密切的合作研究關係，這對我了解物理學和數學有很大的幫助。胡和生教授就是跟我合作的幾位教師之一。那以後，我又通過複旦大學的教師、研究生去我們學校訪問、念書的機會，與複旦大學有了更多的接觸和聯係。正因為這樣，今天我接受複旦大學授予我的名譽博士學位，感到特別高興。
大家都知道，十二屆三中全會召開後，全世界對新中國這樣一個新的發展方向感到非常興奮。我講這句話，並不僅是代表在海外的中國血統的人，而是包括了西方各個階層的人。因為，新中國現在采取的一個新的政策，是人類曆史上一個了不起的新的變化。能看到上海市正在生氣蓬勃地采取許多新措施，我感到非常高興。
今天看到這麼多年輕人在這兒，我想，這就意味著新中國能在以後二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之內，創造出一個嶄新的中國。這是一個極好的開端。
今天，我和大家談談自己讀書、教學的經驗。
我是1922年在安徽省合肥市出生的。我的名字楊振寧的“寧”字，許多人解釋說我是在南京出生的，這是不正確的。這個“寧”字來源於懷寧。因為在我出生時，我父親是安徽省安慶縣〈那時叫懷寧，是安徽的省會〉一個中學的教員，所以我的名字叫楊振寧。
我在安徽合肥生活了六年，合肥那時是一個非常貧窮的城市。城裏的馬路窄得連一輛汽車都通不過。記得，一九三七年我在讀中學的時候，曾回到合肥住過幾個月。我家那時離合肥城裏最大的一條街相距很近，可是就在那裏也沒有電燈，隻有在那條大街上才有燈。所以，那幾個月裏，我晚上念書隻能用煤油燈。
二十年代的中國，正處於軍閥混戰的時候。那時，孫傳芳的軍隊曾多次打到合肥。每次軍隊打到城裏，人們都逃到農村、教會或醫院去躲避，我一生中第一次記憶最深的，就是在一次出逃回城後，一到“四古巷”家裏，就看到房子的犄角裏有一個子彈孔。
在我四歲半時，開始由母親教我認字。五歲時，家裏請了一位老先生教我和其他堂兄弟姊妹念書。那時所謂念書，是念一本叫做《龍文鞭影》的啟蒙書。這本書我念得很熟。1928年我六歲時，我父親從美國回來(他是在我一歲時去美國念書的)，我和母親一起去上海接他。然後我們三人一起坐船去廈門，因為我父親接受了廈門大學的聘書，任廈門大學數學係教授。也許在座的很多同誌認識我父親，他曾經多年在複旦大學任數學係教授。那時我雖然看見過我父親，但事實上卻等於看到一個陌生人。當時他問我念過書沒有，我說念過。他說念過什麼書，我說念過《龍文鞭影》。他問我是否會背，我便從頭至尾背了一遍。他問我是什麼意思，我卻完全不懂。不過，他還是送了我一支自來水筆，這是我一生中所看到的第一支自來水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