勵誌演講具有口語性、群眾性、時限性、臨場性、交流性等演講的一般特點。演講激情滿懷，聲情並茂，以諸多中外名人的成功故事深入淺出地給聽眾講述一個個關於生活、學習的人生道理。
理想和情操(陶鑄)
理想和情操
——對華南師範學院與暨南大學學生做的演講
陶鑄
1960年5月
一個人的生活，可以分為兩個方麵。一個方麵是物質生活，另一個方麵是精神生活。這裏所說的精神生活，其實也就是一個人的理想和情操的問題。
一個有崇高的理想、高尚情操的人，就會有充實的豐富的革命的精神生活；反之，精神生活一定是異常低下和空虛。
物質生活，對每一個人說來，無疑都是需要的。我們很難想象，一個人十天半月不吃飯怎麼樣活下去。從前有兩兄弟，叫伯夷、叔齊，他們對武王領導的伐紂戰爭(這是一個正義的戰爭)很有意見。武王伐紂成功後，改號曰周，他們更不滿，跑到首陽山上躲起來，叫做“恥食周粟”；但是餓極了，還得要采點“薇”來吃。可見一個人完全沒有物質生活是不行的。我們共產黨人是唯物主義者，我們從來不離開一定的物質條件談精神生活。就是在革命最困難的時候，我們黨也強調要關心人民的物質生活。我們鬧革命，要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從根本的意義上來講，就是為了提高廣大人民的物質生活(當然同時也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我們所要實現的崇高的偉大的理想，並不是一種幻想，也不是一種離開物質專講精神的理想。
我們要使大地上都長滿莊稼，使荒山野嶺都種上果木，使山坑山拗都成為湖泊水庫，使湖泊水庫裏都養上魚，使所有的海灘都種上樹林，變成為綠色長城，使沙漠上都種上葡萄、棉花，使每個人都能住上舒適的房子，使所有的房間在晚上都亮起電燈，使所有的人都穿上整齊漂亮的衣裳，出門都能坐汽車，都能豐衣足食……這是共產主義的遠景，也是我們的理想。這一理想決不是建立在什麼“天國”上，而是建立在我們的麵前；這一理想也決不要幾個世紀才能實現，而是在不太遙遠的將來就可以實現。這樣的理想，難道不是物質生活麼？不錯，過去的統治階級也強調物質生活，但是，他們隻強調他們本階級的，隻強調少數人的；他們過的那種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糜爛生活，是榨取無數勞動人民的血汗得來的；而我們卻是要使得每一個勞動人民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都能過著豐富的物質生活。
但是，當我們講到物質生活的時候，我們絕不應該忽視精神生活的作用和意義。無論是在物質生活充裕的時候，或是在物質生活困難的時候，精神生活對我們都是十分需要的。剛才已經說過，精神生活其實就是一個人的理想和情操，所以在我們來說，一刻也不能沒有精神生活。我們之所以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是充滿活力，朝氣勃勃，意態昂揚，勇往直前，原因是什麼呢？
決不隻是由於吃多少斤豬肉，吃多少斤砂糖，或增加多少工資，即是說，我們前進的動力，不是像庸俗的唯物論者、“金錢萬能”論者所了解的那樣，片麵強調什麼“物質刺激”，而主要是靠政治思想教育，不斷提高人民的共產主義覺悟，使大家都能具有崇高的理想、高尚的情操和充實豐富的革命的精神生活。
大家都知道，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裏的女主角娜拉為什麼要出走，她的出走並不是追求物質享受，她的物質生活水平可以說是相當高的了。她的丈夫新升了銀行經理，雖然他們的生活中出現了一度波折，但是隻要娜拉願意，她還是可以照以前那樣甚至比以前“更好”地過下去的。但是，她不能再這樣過下去；經過了這次波折，她要重新考慮自己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她發現她充其量不過是自己丈夫的一個玩偶而已。她發現自己的精神生活是異常空虛的。她要擺脫這種生活，所以她不顧一切地出走了。娜拉的出走，為的是想追求一種比較合乎理想的(這種理想當然是模糊的)精神生活。《青春之歌》裏的女主角林道靜，就更為清楚地給我們說明了這一問題。她如果安心於做餘永澤的妻子，也是可以過一過“小康之家”的生活的。但是，她不滿足於此，她看不起餘永澤那種唯我的、自私的、反動的思想和行為，她痛切地感到自己精神生活上的空虛，因此，她才迫切地追求一種新的生活。
當她找到了黨，黨把她領到一條對她說來是嶄新而又艱苦的道路上去的時候，她毫不留戀地拋棄掉她的“小康之家”的物質享受，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抗日戰爭開始的時候；為什麼那麼多青年學生不怕險阻，長途跋涉，冒著被國民黨、日本軍隊扣留、殺害的危險到延安去？原因不是別的，也是為了追求一種更高的理想，要過一種更充實的精神生活。當時有人形容自己才到延安的心情，說看到延安的塔影，好像在海洋裏出現桅杆，到了延安，好像登上了革命的大船一樣。這就是表現他們當時的精神狀態，說明他們對革命的精神生活的需要。
現在，在我們這個社會裏頭，比之從前，我們的精神生活是空前地充實和豐富了。但是另一方麵，我們目前的社會生產力還很低，物質條件還很差，要完全實現我們的偉大理想，還不可避免地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包括某些物質缺乏的困難。在這樣的情況下，怎麼辦呢？放棄我們的理想，追求個人的物質生活的滿足，還是堅持我們的理想，充實我們的革命的精神生活？
我覺得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革命的精神生活對我們說來，更是極為重要的。
因為有了它，我們就可以清楚地認識到目前的困難是前進中的困難，是由於我們要把自己的國家建設速度加快一點(隻有這樣，我們才可以盡快地擺脫貧困，才可以再也不受帝國主義的欺侮)而出現的困難，從而我們就可以從積極方麵去想辦法克服這些困難；因為有了它，我們每個人便能夠懂得我們目前所從事的工作的重大意義，從而對目前所遇到的某些物質上的困難就無所怨尤；因為有了它，我們就懂得不能隻從個人利益、目前利益出發，更不能成為物質的奴隸，從而就會自覺地解決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目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的矛盾，就會保持朝氣勃勃、堅強飽滿、勇往直前的革命氣魄。所以我常想：一個人隻有物質生活沒有精神生活是不行的；而有了充實的革命精神生活，就算物質生活差些，就算困難大些，也能忍受和克服。所以我又想：不論在什麼時候，一個精神生活很充實的人，一定是一個很有理想的人，一定是一個很高尚的人，一定是一個隻做物質的主人而不做物質的奴隸的人。反之，一個受物質支配的人，一個“物欲”很強的人，一定是缺乏理想、趣味低級、精神生活很空虛的人，也是生活極為可悲的人。這使我想起《儒林外史》裏的一些人物，如嚴監生、周進、範進等。他們就是這一類人物。
嚴監生死的時候，總是不斷氣，原來是為他跟前點的燈盞裏有兩根燈草，直到懂得他愛財如命的人替他挑去一根時，他才斷了氣；周進是個所謂“讀書人”，他聽到幾個商人說願拿錢給他“捐監”，竟爬到地下給他們磕頭不止；範進也是個所謂“讀書人”，他未中舉前窮途潦倒，一中了舉，竟喜歡得發了狂。這些人想的是升官發財，完全變成了物質的奴隸，這些人的精神狀態，真是低下得可悲亦複可憐了。
我最近到汕頭公元攝影化學廠去過，那裏的工人們給了我很大啟發。他們的工資並不高，物質生活條件也並不好，但是他們不但毫無怨言，而且幹勁很大，新的產品不斷產生，產品的數量不斷增加，質量不斷提高。原因不是別的，就是因為他們感到解放以後，生活穩定而且不斷提高，文化、技術水平也不斷提高；他們做工再不是給哪個資本家做的，他們成了自己工廠的主人；他們生產積累的錢也不是跑到哪個人的荷包裏，而是用之於國家建設。
因此他們有著非要盡快地把我們這個“一窮二白”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繁榮富強的國家不可的強烈願望，要在攝影化學工業上為祖國爭光，做到世界上有的，我們要有；世界上沒有的，我們也要有。正因為如此，他們的生活雖然提高得不算很快，但他們並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他們對困難毫不在乎，對個人的利益全不計較。公元廠的工人們是有著高尚的情操與精神生活的。我們應該向他們學習。
我們是有崇高理想的人，也是有高尚的情操的人，我們的精神生活是很豐富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這三者是緊密地聯結在一起的。如果能把這三個問題都解決好，那我們就會不為物質所束縛，就會創造出一個有豐富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新世界。古代有一個顏回，好學不倦，他很窮，但是他並不以為苦。所以孔子稱讚他：“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我們今天搞社會主義建設，以後還要實現人類最高理想——共產主義社會，我們應該具有為顏回所不可比擬的偉大的革命胸襟，我們應該什麼時候都充滿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即使是在最困難的時候，最艱苦的時候，也是如此。同學們都知道，二萬五千裏長征的時候，比起現在來不知要困難多少倍，艱苦多少倍，但是，就是在那個時候，毛主席寫了充滿革命樂觀主義的《長征詩》，他寫道：“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隻等閑”；他還寫道：“更喜岷山千裏雪，三軍過後盡開顏”。哪一個時代，哪一個階級會具有我們這樣的崇高的理想、高尚的情操？哪一個時代，哪一個階級會具有我們這樣豐富、充實的革命的精神生活？任何困難也是擋不住我們前進的。修建康藏公路的戰士們有一句話：“高山為我們低頭，河水為我們讓路。”這種英雄豪邁的氣概，值得同學們學習。我們不要辜負了這偉大的時代，不要辜負了黨和毛主席對我們的教導！
◎說明提示：
陶鑄(1908.01.16～1969.11.30)，又名陶際華，號劍寒，化名陶磊。湖南祁陽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1926年人黃埔軍校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廣州起義。
1929年後任中共福建省委秘書長及書記、漳州特委書記、福建省委組織部部長、福州中心市委書記等。曾組織和指揮廈門劫獄鬥爭，先後建立閩南工農紅軍遊擊總隊和閩東地區人民武裝力量。1933年5月因叛徒出賣在上海被捕，被國民黨判處無期徒刑。1937年國共再次合作後經周恩來、葉劍英等交涉出獄，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長，創建了鄂中遊擊區。後遊擊區和遊擊隊擴大為鄂豫地區和新四軍鄂豫挺進支隊，任政治委員。1940年到延安，任中央秘書長、總政法部秘書長兼宣傳部長，並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解放戰爭時期，先後任中共遼寧、遼吉、遼北等省省委書記，東北野戰軍第七縱隊政委，東北野戰軍政治部副主任等。平津戰役時進入北平同傅作義談判，並擔負改編起義部隊的工作。新中國成立後，曆任中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共廣西省委代理書記，中共中來華南分局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至第三屆全國委員等。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位卓越領導人，對中國人民的革命，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四人幫”一夥迫害，於1969年11月30日在安徽合肥逝世。1978年中共中央給他作出全麵、公正的評價，恢複名譽。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陶鑄針對青年中一些思想和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問題，寫了不少雜文，做了不少講演。
娜拉走後怎樣(魯迅)
娜拉走後怎樣
——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文藝會講
1923年12.月26日 魯迅
我今天要講的是“娜拉走後怎樣？”
易卜生是十九世紀後半的挪威的一個文人。他的著作，除了幾十首詩之外，其餘都是劇本。這些劇本裏麵，有一時期是大抵含有社會問題的，世間也稱作“社會劇”，其中有一篇就是《娜拉》。
《娜拉》一名Ein
Puppenheim，中國譯作《傀儡家庭》。但Puppe不單是牽線的傀儡，孩子抱著玩的人形也；引申開去，別人怎麼指揮，他便怎麼做的人也是。娜拉當初是滿足地生活在所謂幸福的家庭裏的，但是她竟覺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們又是她的傀儡。她於是走了，隻聽得關門聲，接著就是閉幕。這想來大家都知道，不必細說了。
娜拉要怎樣才不走呢？或者說易卜生自己有解答，就是Die Frau vom
Meer，《海的女人》，中國有人譯作《海上夫人》的。這女人是已經結婚的了。然而先前有一個愛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尋來，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麵人會麵。臨末，她的丈夫說，“現在放你完全自由。(走與不走)你能夠自己選擇，並且還要自己負責任。”於是什麼事全都改變了，她就不走了。這樣看來，娜拉倘也得到這樣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
但娜拉畢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後怎樣？易卜生並無解答；而且他已經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負解答的責任。因為易卜生是在做詩，不是為社會提出問題來而且代為解答。就如黃鶯一樣，因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給人們聽得有趣，有益。易卜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傳在許多婦女們一同招待他的筵宴上，代表者起來致謝他作了《傀儡家庭》，將女性的自覺，解放這些事，給人心以新的啟示的時候，他卻答道，“我寫那篇卻並不是這意思，我不過是做詩。”
娜拉走後怎樣？——別人可是也發表過意見的。一個英國人曾作一篇戲劇，說一個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沒有路走，終於墮落，進了妓院。還有一個中國人，——我稱他什麼呢？上海的文學家罷，——說他所見的《娜拉》是和現譯本不同，娜拉終於回來了。這樣的本子可惜沒有第二人看見，除非是易卜生自己寄給他的。但從事理上推想起來，娜拉或者也實在隻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因為如果是一匹小鳥，則籠子裏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籠門，外麵便又有鷹，有貓，以及別的什麼東西之類；倘使已經關得麻痹了翅子，忘卻了飛翔，也誠然是無路可以走。還有一條，就是餓死了，但餓死已經離開了生活，更無所謂問題，所以也不是什麼路。
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做夢的人是幸福的；倘沒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緊的是不要去驚醒他。你看，唐朝的詩人李賀，不是困頓了一世的麼？而他臨死的時候，卻對他的母親說：“阿媽，上帝造成了白玉樓，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這豈非明明是一個誑，一個夢？然而一個小的和一個老的，一個死的和一個活的，死的高興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著。說誑和做夢，在這些時候便見得偉大。所以我想，假使尋不出路，我們所要的倒是夢。
但是，萬不可做將來的夢。阿爾誌跋綏夫曾經借了他所做的小說，質問過夢想將來的黃金世界的理想家，因為要造那世界，先喚起許多人們來受苦。他說，“你們將黃金世界預約給他們的子孫了，可是有什麼給他們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將來的希望。但代價也太大了，為了這希望，要使人練敏了感覺來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靈魂來目睹他自己的腐爛的屍骸。惟有說誑和做夢，這些時候便見得偉大。所以我想，假使尋不出路，我們所要的就是夢；但不要將來的夢，隻要目前的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