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之後的《紅樓夢》敘事學研究，取得了較大突破，根據研究者的知識結構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本來就從事《紅樓夢》和古代文學研究的，為了尋求闡釋上的突破而應用西方的敘事學理論；第二類，其本來研究的領域是美學文藝學，為了演繹西方敘事學而選取中國文學經典《紅樓夢》作為個案；第三類則是兼具兩方麵的修養而力圖建構中國特色的敘事學，如浦安迪、楊義、陳平原等。浦安迪把敘事學方法與神話原型批評方法結合起來研究《紅樓夢》，自有新意。這一時期對於《紅樓夢》的敘事研究大致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麵：敘述聲音的研究、敘述結構的研究和敘事修辭的研究。
關於《紅樓夢》敘述聲音的研究很多論者提到與《紅樓夢》的成書過程有很大關係，由於原初本的散佚，在傳抄過程中很多人的增刪、評點等等都使《紅樓夢》呈現出多種敘述聲音。比較有影響的有馬力的《從敘述手法看“石頭”在〈紅樓夢〉中的作用》、胡經之的《枉入紅塵若許年——談〈紅樓夢〉裏的頑石故事》。胡經之指出：關於頑石入世的描述，在程刻本和脂評本中是不一樣的。在脂評本中，頑石變為通靈寶玉，由蠢物變靈物；神瑛侍者變賈寶玉，同頑石不相幹。程刻本中，頑石轉換為神瑛侍者，神瑛侍者又入世變為賈寶玉。也就是說，在脂本中，石頭神話故事中的頑石，在塵世故事中是賈寶玉胸前的通靈寶玉，還淚神話中的神瑛侍者在塵世故事中是賈寶玉，通靈寶玉隻是賈寶玉故事的旁觀者。在程刻本中，石頭神話故事中的頑石變成了還淚神話故事中神瑛侍者，再變為塵世故事中的賈寶玉——石頭成為了塵世故事中的當事人。在程刻本中賈寶玉和頑石都是被敘述者，是敘述的對象。在脂評本中頑石和通靈寶玉有時也是敘述者。孟昭連緊扣中國說書藝術的特點與白話小說的關係，指出說書藝人的敘事形式故事本體加上講述者的表演，與西方敘事的敘述者加作者的敘事模式不同，它多出了一個敘事成分“說書人”，作者的職能由說書人和敘述者共同承擔，敘述者擔負故事的客觀敘述任務，說書人則隨時介入故事，進行主觀評論，表現作者的意識。而《紅樓夢》的敘事成分又多了一個敘事層次——“石頭”。第一回的“列位看官”一段，是說書人的敘述，“原來女媧氏”處，則是敘述者的敘述，石頭幻形入世後的經曆則是石頭的敘述。由石頭來敘述故事，作品便具有了自傳的特征，又為故事蒙上一層濃厚的神話色彩，也成為作者表達虛無思想的工具。王平把《紅樓夢》的作者與敘述者的關係用圖表加以分析：“作者（一）（介紹創作緣起）……說書人（講述石頭來源）……石頭（一）（幻形入世曆盡紅塵）……空空道人（抄錄石上文字）……作者（二）（披閱增刪整理）……石頭（二）（故事敘述者）”。
在這裏，作者（一）和作者（二）、石頭（一）和石頭（二）並不完全相同。作者（一）是真正意義上的作者，是他“曆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作者（二）自稱曹雪芹，但他隻說自己是整理刪訂者。《紅樓夢》敘事的結構研究中比較有影響的文章和著作有：陳維昭的《〈紅樓夢〉的敘事結構》、杜奮嘉的《一個怪圈——論〈紅樓夢〉結構的層次糾纏現象》等等。趙毅恒的著作《苦惱的敘述者——中國小說的敘述形式與中國文化》中認為，《紅樓夢》是非常複雜的分層小說。他認為《紅樓夢》至少有四個敘述層次：“超超敘述”（作者自雲）；“超敘述”（石兄自敘經曆，空空道人抄錄，曹雪芹“披閱十載”）；“主敘述”（賈雨村、甄士隱、林如海故事，寧榮兩府故事）；“次敘述”（石呆子扇子故事，林四娘故事等等）。然而這些層次並非整齊劃一，如賈雨村本“主敘述”，小說結尾時卻遇見了空空道人，進入“超敘述層”茫茫大士與渺渺真人原是“超敘述”中人，卻八次闖入寧榮二府凡人的生活中；第五回屬“主敘述”層的賈寶玉夢遊太虛幻境，第12回渺渺真人給賈瑞送來風月寶鑒，卻說“這物出自太虛幻境空靈殿上”。趙毅恒稱這種現象為“跨層”。王彬的《紅樓夢敘事》一書是在趙毅恒論述的基礎上展開探討，把《紅樓夢》分為“超敘述”（指“發現手稿式敘說故事”）、“主敘述”（手稿式故事）、“次敘述”（故事內故事）。張世君的《〈紅樓夢〉的空間敘事》著眼於中國小說的民族性，著眼於《紅樓夢》敘事的空間性。她討論了場景（如與園林、節慶、詩樂、生日、死亡相關的場景）、香氣、夢幻、門等。這些都是一級概念“敘述結構”之下的二級概念“背景”。她把“背景”再細分為三個子概念：場景空間、香氣空間和夢幻空間。這三個空間的關係是：“場景是敘事最基本的實體空間，香氣是重合在場景空間之上的虛化空間，夢幻則是淩駕於物質空間之上的虛擬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