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典型的戲擬，同中國戲劇有著相同的類型學特征，對善於“聽話聽音”的中國人來說，諷喻效果明顯。
二、對“世情”的揭示
綱常的解體與頹敗，從政治經濟層麵滲透到了人們日常生活的交往與生活態度上。晚明時期，“人欲自然”使禁錮的儒家思想“理”中吸引了“欲”，這一變革，消除了靈魂與身體的二元張力關係；身體的欲望失去了靈魂的導引和規誡，便鑄成了《金瓶梅》中性惡魔對社會人性甚至生命的毀滅性衝擊。這是作家的反思。由於這一“欲”的理念的滲透，西門慶之流將男女之合，視為天地之道，認為私欲是人性之常，即使西天佛祖、陰司十殿，亦難免此常情，違此本性；且財可富家，亦可消災，因之貪財好色可盡人生之樂，並無後果之虞。這種實在的金錢觀形成的“拜物教”助長了人的膽量，又使人失去了起碼的尊嚴，韓道國獻妻，花子虛讓媳，林太太奉身，均為典型的個例。在這裏，神聖與禁忌的觀念已遭到解魅，不是蕩然無存，就是被否定，以至於導致人們在道德上的迷失，對“神靈”的嘲弄。
欲望的釋放或者性描寫是《金瓶梅》最受關注的部分，也是小說描繪時用筆最勤的地方，也是論者對《金瓶梅》褒貶最多之處。作者是要通過財、色、性與身體描述作一象征性地揭示和符號性詮釋，如對金、瓶、梅的描述，更深刻地還在於揭示出這種執著和貪戀，必將導致人之存在的沉淪而喪失掉人之為人的精神追求。
《金瓶梅》是一部西門慶、陳經濟、潘金蓮、李瓶兒，春梅等縱欲享樂、自我毀滅的總傳。西門慶以破落戶發跡，先後娶妻八人：妻子死後由吳月娘填房，侍妾卓丟兒死後由孟玉樓補上，其餘四妾是李嬌兒、孫雪娥、潘金蓮、李瓶兒。侍女春梅、迎春、繡春、蘭香，仆婦宋蕙蓮、惠元、如意兒，暗娼王六兒、林太太、賁四嫂，妓女李桂姐、吳銀心、鄭愛月等都曾被其奸淫。無論是在生意場上還是在官場上，西門慶的生死沉浮都是通過對他與所奸淫對象的關係來加以表現的。西門慶的一生正是縱欲享受的一生，自我毀滅的一生。
其實，這一敘述視角表述過程，潛含著敘述者鮮明的男性中心主義的文化立場和性別偏見，因為在他們的眼中，女性是性欲的化身和代號，是為男性提供快樂和刺激的源泉，也是勾引男性之“色”的意象。敘寫過程中，除她們自己屍橫刀下外，還寫她們斷送了男人性命，毀了男人事業，擾亂了社會秩序，真正引起讀者的憎恨，並用此使讀者對這群女性的悲劇隻有厭惡而不會心生憐憫。
作者在淋漓盡致地描繪欲望成災的同時，試圖重建人們對財色之外的精神信仰——報應設定。由於沒有了敬畏之心，欲望才會泛濫。通過設置“因果報應”才能淨化人們的心境，規範人們的欲望之念。在小說中我們看到，縱欲和死亡、繁華與虛幻、熱鬧共冷淡的轉換，來得十分緊迫，急轉直下，讓人感到一種“天理”的存在與“天道”的循環。文中多次以回前詩或回末詩的形式對此直接點明，第100回回末詩更是對所有人的命運作一總結：“閑閱遺書思惘然，誰知天道有循環。西門豪橫難存嗣，經濟顛狂定被殲。樓月善良終有壽，瓶梅淫佚早歸泉。可怪金蓮遭惡報，遺臭千年作話傳。”通過這種輪回報應理念的建立，試圖提供一種“宗教性道德”，建構起這種道德的敬畏感，旨在為生活世界找到一種正當的倫理秩序和價值理念，克服社會變遷出現的精神紊亂。這是《金瓶梅》的大旨所在，但過多的“身體”“體位”的描寫對此有所消解，這也是問題。前人多有論述，茲不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