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關於《世說新語》語言學研究
《世說新語》以瀟灑優雅的文筆畢現了魏晉世族社會的波譎雲詭和士林精英的心靈悸動，給人以“簡約玄澹，真致不窮”的美感。清人劉熙載在《藝概·文概》中指出：“文章蹊徑好尚，自《莊》、《列》出而一變，佛書入中國又一變，《世說新語》成書又一變。此諸書，人鮮不讀，讀鮮不嗜，往往與之俱化。惟涉而不溺，役之而不為所役，是在卓爾之大雅矣。”他所說的“蹊徑好尚”，主要是指文章撰述的總體特征，包括語言、風格等因素。盡管劉氏沒有言明《世說》究竟使中國文章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但他的觀點對於我們認識《世說》的獨特價值是很有啟發的。從語言形式著眼，我們認為劉氏所說的“變”，在《世說》中具體表現為通俗的方言、口語與典雅的書麵語彙的完美融合，從而使作品的語言具有極大的豐富性和極強的生動性，“片語隻辭，別具爐錘，自甘吻頰，非凡響所能及”，在中國文學史上獨樹一幟。而“變”的實質則在於，《世說》采用富於當代性的語言來表現當代人物的生活形態和思想感情，從而實現了對中國古代文章語體的一次重要變革。《世說》中的俗語包括兩個方麵：一是世族沙龍裏通行的口語，二是河洛、江南地區流行的方言。王力先生說：“魏晉的文章和口語距離不遠。自從南北朝駢文盛行以後，書麵語和口語才分了家。在這時期中，隻有《世說新語》、《顏氏家訓》等少數散文作品是接近口語的。”楊伯峻先生在評論《世說》時也說：“還有一些作者，對當時的語言既不規避，對古代的語言又能加以陶熔，冶古今詞彙與句法於一爐而較多地反映當時的語言情況。”由於《世說》不規避當時的語言，便給人以濃鬱的時代感。《世說》在語言藝術方麵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凡是閱讀過《世說》的人，都會不由自主地為其才藻的新奇、語彙的雋美而傾倒，並深深為之歎賞。自從《世說新語》問世，人們已開始了對其語言成就的研究，但是，真正迎來《世說新語》語言學研究的黃金時期應該在當代。
當代的《世說》語言學研究，從建國初期就已開始。“新中國成立後我國第一個語言研究的宏偉計劃，就將《世說新語》列為需要重點研究的二十部專書之一。”此後就一直沒有中斷。20世紀50年代，由於受政治影響，《世說》研究相對沉寂。但僅有的幾篇《世說》論文，大多關乎語言學。六七十年代，大陸的學術研究滑入低穀，《世說》研究中心轉移至台、港地區。先是周法高、許世瑛等老一輩語言學家明確將《世說》作為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嗣後，楊勇的《〈世說新語〉校箋》的出版，更帶動了這一地區的《世說》研究。詹秀惠的《〈世說新語〉語法探究》、王叔岷的《〈世說新語〉補證》等，代表了當時《世說》學在台、港地區的勃興。七、八十年代以來，《世說》研究迎來了她的“複興”。其中，語言學的研究尤為突出，論文、專著層出不窮，成為中古語言學研究一道悅目的風景。
當代的《世說新語》語言學研究在詞彙學、語法學和修辭學研究諸方麵均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主要表現為：
第一，詞彙研究從訓詁學向語義學轉變。詞彙研究是《世說》語言學的重要內容，它必然隨現代漢語研究的發展而發展。傳統的訓詁學對於我們了解漢語詞語的形、音、義確有很大幫助，但不可否認，訓詁學的確存在著嚴複所謂“隻為訓詁，不為界說”、“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的問題。而當代詞彙研究從訓詁學向語義學的轉變，自然也影響到《世說》的詞彙研究。這方麵的論文有很多，如：丁根生的《〈世說新語〉中詞根連接詞綴的合成詞》、莊正容的《〈世說新語〉中的人稱代詞》、李啟文的《〈世說新語〉“許”字用法初探》、梁光華的《〈世說新語〉“看”字研究》等等。這些詞彙研究的專題論文，僅從題目就可看出作者視野、方法的不同。
第二，語法研究從詞法向句法延伸。楊伯峻在《中國文法語文通解》中稱，《世說》“冶古今詞彙與句法於一爐，而較多地反映了當時的語言情況。”不僅極為準確地概括了《世說》的語言學價值，而且暗示了《世說》語言研究也必須采用“冶詞彙與句法於一爐”的方法。事實上，詞彙學的研究本身亦包含有對詞法的探討，諸如：字與語素的區分，語素與詞的區分，複音詞與詞組的區分，詞的造字方法，詞性的確定，詞綴的性質和作用等問題，“詞彙學要討論它們，語法學也要討論它們。”關於《世說》所見的中古語法問題，隨著漢語語法研究水平的不斷推進，已開始成為當代語言學家關注的一個焦點。《世說》的語法研究從時間上略晚於詞彙研究，較早的研究始於台灣。1973年，詹秀惠的《〈世說新語〉語法探究》一書由台灣學生書局出版，標誌著《世說》語法研究的正式成立。在大陸，如果說80年代的《世說》詞彙研究方興未艾的話，那麼，1990年以來，《世說》語法研究則形成了一個不小的熱點。而且，其大致走向也清晰地表現為由詞法研究向句法乃至語段研究的不斷延伸。此外，有的學者還將《世說》的語法研究放諸漢語語法史的動態發展史上，進行前後比較研究。比之80年代詞彙研究占據絕對優勢的局麵，90年代的語法研究不僅成為《世說》語言學的“重頭戲”，而且在語法研究內部，也明顯地表現出由詞法研究（如詞性、詞序、構詞法等）向句法、句式研究（如判斷句、疑問句、述補句式、被動句式等）過渡、傾斜的態勢，這和漢語學界的總體趨勢是並行不悖的。
第三，立足辭格的修辭研究有待突破。語言學的研究，基本上可分兩大類。一類是對語言本身的研究，如音韻學、詞彙學、語義學、語法學等等；一類則是對語言運用的研究（即所謂“語用學”），如修辭學和翻譯學等等。有必要指出，《世說》作為一部口語性和文學性都很強的專書，無論從修辭的廣、狹二義的哪一方麵言，皆具有相當的研究價值。不過，與《世說》詞彙、語法研究的繁榮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語用學尤其是修辭學的探討還很不夠。目前的修辭學專著不少，但很少涉及《世說》，即使提到也是一筆帶過。如鄭子瑜在《中國修辭學史稿》一書中說：“至於談辭格的，除《文心雕龍》之外，還有劉義慶的《世說新語》，鍾嶸的《詩品》。其中以《文心雕龍》所論，比較精當，有時說明辭格產生的原因，有時又能列舉例證。”周振甫的《中國修辭學史》有“劉義慶”之目，算是從修辭學角度對《世說》的一次單獨審視，可惜篇幅不過千字，且主要著意於辭格的例舉。近年來，對《世說》語言的探討涉及修辭問題的也不是沒有，但由於作者修辭學的研究意識尚未確立，故出現的一些論文很難與美學的探討劃清界限。其中，較有成績的是辭格的研究，出現了幾篇專題論文，如範子燁的《〈世說〉的比喻藝術》和《“小說書袋子”：〈世說新語〉的用典藝術》以及梅家玲的《魏晉名士的“語言遊戲”——〈世說新語〉中兩則妙用的典故》等等。
綜觀當代的《世說》語言學研究，可以得到三點印象，那就是：專業性更明顯，分科更係統，方法也更多樣。同時，在不同研究方向上亦有不同的發展趨勢。
四、關於《世說新語》的清談
閱讀《世說新語》的體驗，仿佛是場真實的旅行，一路穿越了茫茫人海，那些人大都高挑而纖瘦，穿著寬舒的白色衣裳，仰天長嘯。名士們的姓名被記錄下來，和他們曾經的風流一起被展示在我們眼前，又如同過眼雲煙，飄忽散去，在它們停駐過的地方留下的，是萬千士人凝聚而成的整個時代的精神。
魏晉清談是人們經常談論的話題，它不同於一般的談話、聊天或具體的人物批評以及兩漢經師的講經等，而是一項精致的學術活動、智力活動，它有特定的內容和形式，並逐步發展成一套約定俗成的規則。從《世說新語》可以看出，兩晉的清談是相當興盛的。魏晉清談由漢末清議轉變而來，前人多有論述。清談的內容，主要有《老》、《莊》、《易》三玄，因此清談也叫做“玄談”。諸如：有無之辨、言意之辨、名教與自然、才性四本、聲無哀樂、養生論、白馬非馬等，都是清談常見的論題。東晉以後，佛學與玄學融合滲透，《小品》、《即色論》、《三乘》等也成為清談內容。可見，清談並不純粹是“空談”或“閑談”，而是對哲學玄理的一種抽象的論辯和探討。清談分為口談和筆談，口談一般采用辯難和講座的形式。清談的名士寬袍博袖，腳蹬木屐，手拿玉柄麈尾，以助談興。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