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說新語》具有獨特的文體特征，它既是文言小說，又是史學名著。既有史書之真實可信，又有小說之可讀性；既是具有較高藝術成就的文學作品，又是通過某些藝術加工寫成的曆史著作。可以說，《世說新語》是我國古代史學與文學結合得最好的一部雜史小說。它創建的體例、運用的技巧、蘊涵的內容，對後世的史學與文學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一、關於《世說新語》作者及書名
劉義慶出生在一個官宦家庭，為南朝宋的宗室，是宋武帝劉裕的侄子，襲封臨川王，官至尚書左仆射、中書令。劉義慶雖然生長在王室官宦家庭，但他生活簡樸、勤奮好學、博覽群書，受過嚴格的正統教育。他愛好文學，著述很多。《世說》作者，向來都寫做南朝宋劉義慶，但在20世紀卻成為爭論的焦點。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認為，《世說》“乃纂輯舊聞，非由自造”，因為“《宋書》言義慶才詞不多，而招聚文學之士，遠近必至，則諸書或成於眾手，未可知也”，提出了《世說》乃集體編撰之說。然而這些參與編撰的“文學之士”究竟為誰？魯迅未及明說。後來學者大多認同此觀點，並據《宋書·臨川烈武王道規傳》所載，不費吹灰之力即“考證”出參與《世說》編撰的就是袁淑、陸展、何長瑜、鮑照等人，長期以來，幾同定論。然而今人王能憲卻在他的專著《〈世說新語〉研究》中力排眾議，對《世說》編撰者進行了言之有據且成理的考辨。通過“對劉義慶的考察”，證明“才詞雖不多，然足為宗室之表”的劉義慶，“無論是才情能力，還是時間精力，乃至品性興趣以及他的身世和政治背景等，都有可能親自編撰《世說新語》”。通過“對招聚文士的考察”，以確鑿事實逐一排除上述四人參與編撰《世說》的可能性。又通過“對《世說》本身的考察”，指出《世說》“有大體一致的語言風格”，“難以找到什麼有力的內證，來證明此書是眾手所編而成的”。最後得出結論：“《世說》曆來著錄為臨川王義慶所撰，我們應當尊重曆史的記載。”與王能憲之說針鋒相對，青年學者範子燁在他的新著中，通過對臨川王劉義慶周圍文士文風的考辨，重新對《世說》“成於眾手”說進行了論證，見解亦頗獨到。
《世說新語》書名曆來是一個莫衷一是的話題。曆代史書中，《世說》、《世說新書》和《世說新語》三種書名所用為多。據史書記載，這部小說開始不叫《世說新語》，而是叫《世說》。《南史》和《宋書》本傳皆雲：劉義慶“所著《世說》十卷”。史誌中最早著錄劉義慶此書的是《隋書·經籍誌》。《隋書·經籍誌》子部小說家著錄：“《世說》八卷，宋臨川王劉義慶撰。《世說》十卷，劉孝標注。”其次，《舊唐書·經籍誌》子部小說家著錄：“《世說》八卷，劉義慶撰。《續世說》十卷，劉孝標撰。”《新唐書·藝文誌》小說家著錄：“劉義慶《世說》八卷，又《小說》十卷。劉孝標《續世說》十卷。”以上較早史誌均以《世說》為書名著錄。清人沈濤的《銅熨鬥齋隨筆》卷七、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徐震堮的《〈世說新語〉校箋前言》、蕭艾的《〈世說〉探幽》等皆以為原名《世說》。如劉兆雲、蕭艾等人認為“今本中所附宋、齊間人敬胤注及糾謬和劉孝標注文中提到原文書名時也都一概稱為《世說》，絕無在二字後再加‘新書’、‘新語’字樣者，故可肯定，劉義慶原書名就叫《世說》”。而《世說新書》之名最早則見於《新唐書·藝文誌》雜家類，《世說新語》則最早著錄於《宋史·藝文誌》小說家類。此外，還出現過《世記》、《世紀》、《世統》、《劉義慶記》、《劉義慶說苑》、《晉宋奇談》等異稱。這些書名所用較少，偶見於一些文人筆記或私人藏書目，大多為一些文人及藏書家別出心裁，標新取寵所為。宋人黃伯思（1079-1118）最早談到《世說新語》的異稱問題，其所著《東觀餘論》卷下《跋〈世說新語〉後》引唐人段成式《酉陽雜俎》“王敦說澡豆”條證劉峻（孝標）注本本題《世說新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與餘嘉錫《四庫提要辨正》本黃氏之說，以為劉義慶編書時為與劉向《世說》一書相別，遂增“新書”二字。餘嘉錫認為，“劉向《世說》雖亡，疑其體例亦如《新序》、《說苑》，上述春秋，下紀秦漢。義慶即用其體，托始漢初，以與向書相續，故即用向之例，名曰《世說新書》，以別於向之《世說》。其《隋誌》以下但題《世說》者，省文耳。猶之《孫卿新書》，《漢誌》但題《孫卿子》；《賈誼新書》，《漢誌》但題《賈誼》，《隋誌》但題《賈子》也。”可見，餘氏認為《世說》不是原書名，而隻是《世說新書》的省略。認為《世說新書》為原書名的學者不在少數。“世說新語”作為它的書名出現是在唐初。當時著名的史學家劉知幾在《史通·外篇·雜說中》說：“近者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敘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劉峻注釋，摘其瑕疵，偽跡昭然，理難文飾”。從宋代開始，此名遂多為典籍習用。《郡齋讀書誌》、《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誌》、《文獻通考》、《百川書誌》、《孫氏祠堂書目》，均作《世說新語》。盡管如此，王能憲先生卻認為，“世說新語”作為書名雖然最早見於唐，但它“非但不是‘後起之名’”，甚至有可能“是此書的原始名稱”。
二、關於《世說新語》的思想傾向
《世說新語》既有風流高古的詩性軼事，又有唯美瀟灑的詩性風度；既有清玄曼妙的詩性言談，又有蘭心蕙質的詩性襟懷和湣時傷逝的詩性憂思。所以，《世說新語》恰似一首深邃綿邈的詩歌。自《世說》問世以來，以“清淡之書”命之者甚多。清永瑢等著《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認為《世說》“敘述名雋，為清言之淵藪”。複旦大學中文係《中國文學史》認為：“清談小說中，最具有代表性，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是宋劉義慶的《世說新語》。”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認為劉義慶“以世族階層和清談家的觀點”，把“文人名士的言行風貌”分別列入36個篇目中。朱東潤編的《中國曆代文學作品選》認為：“由於作者用清談家的觀點來品評人物，所以書中存在著一些消極因素。”周一良的《〈世說新語〉和作者劉義慶身世的考察》一文也認為：“我們不妨把劉義慶的《世說》稱作‘清談之書’”。港台的一些學者亦傾向於以“清言小說”目之。與此相對，還有人認為《世說》是史料價值較高的“軼事小說”。
新時期以來，針對《世說》性質問題學術界展開了討論，並由此而引發了對《世說》思想傾向的深入探討。大部分學者都認為：《世說》固為“賞心而作”，有“遠實用而近娛樂”的特點，但用“清談之書”概括其思想內容，顯然是見木不見林的偏頗之論。侯忠義的《〈世說新語〉思想藝術論》一文認為：“劉義慶不僅是一個貴族，而且還是一個清談家、佛教徒。他一方麵宣揚名教，鼓吹封建道德，誇耀士大夫門閥的高貴和生活的豪華，欣賞名士風流；另一方麵對所謂魏晉風度也有不滿和批評。”由作者出身與思想的雙重性和矛盾性進一步窺見《世說》思想傾向的複雜性，即既有“遠實用”的一麵，又有“實用”的一麵，這無疑是有道理的。但對這種複雜性的概括尚不夠明確，對儒、道兩種思想傾向何者居主導地位語焉不詳，而且，視劉義慶為“清談家”也是容易引起爭議的。與之相比，鄭學弢、江興岉等人的觀點則較為嚴密。鄭學弢認為：《世說》把“在政治上拍馬屁維護綱常名教放在第一位；而哲學思想則取道家崇尚自然之說，衝破了東漢讖緯之說的迷霧和東晉以迄劉宋彌漫於世族社會的宗教氣氛。總的說來，《世說》的思想是儒道雜糅的”。江興岉在《〈世說新語〉對人的審視及其依據》一文中也指出，把《世說》看作“清談之書”和把劉義慶看作“清談家”“是與實際情況相悖的”；劉義慶的思想“最終沒有越出儒家的範疇”。這就把對《世說》思想傾向問題的討論又深入了一層。
事實上，對《世說》性質及思想傾向的認識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對其文體學上的定位則必須客觀、科學地對待，“直觀印象”式的定義是不可取的。“清言小說”也好，“軼事小說”也好，事實上都隻是道出了問題的一個方麵，在這一點上，魯迅的“誌人小說”概念無疑是更為準確、科學的概括。因為“言”和“事”皆離不開“人”，而“人”才是《世說》這部書的審視對象。江興岉認為：《世說》“作者的著眼點放在對這些人物言行的審視上”，這是頗有見地的。此外，寧稼雨在《〈世說新語〉是誌人小說觀念成熟的標誌》一文中，從文學史的角度，剖析了《世說》“從諸子、史傳、誌怪中解放出來”的演變過程，進一步明確了《世說》“以人為中心”的誌人特質，最終得出《世說》是“誌人小說觀念成熟的標誌”的結論。綜上所述，圍繞《世說》思想傾向的討論對於我們進一步認識《世說》的文本價值和曆史地位，無疑是具有積極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