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不僅於莊子情感外露的地方看到了詩意，而且在玄妙莫測的哲理中悟出了莊子的深情。如他對“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的理解：“莊子仿佛說：那‘無’處便是我們真正的故鄉。他苦的是不能忘情於他的故鄉。”聞一多在莊子哲學中探究到的情感趨向，讓人感到莊子對生活體驗的深刻和情感的濃烈，並進一步闡發道：“莊子的著述，與其說是哲學，毋寧說是客中思鄉的哀呼；他運用思想，與其說是尋求真理，毋寧說是眺望故鄉，咀嚼舊夢。”莊子著述，的確不是要建立什麼哲學體係，他要做的隻是表述一種適意的、美妙的生存境界，其中蘊含的是莊子對人類生存原生態的深情凝望和暢想。因此，聞一多深情地從《莊子》中看到了“一個哀怨的‘情’字”：“《三百篇》是勞人思婦的情；屈、宋是仁人誌士的情；莊子的情可難說了，隻有超人才載得住他那種神聖的客愁。所以莊子是開辟以來最古怪最偉大的一個情種；若講莊子是詩人，還不是泛泛的一個詩人。”這裏既揭示《莊子》博大精深的審美內涵和“花葉”繁茂的美感形式，也顯示了《莊子》對文學發展的影響。《莊子》雖然也像其他諸子一樣地表達哲學思想，但文章卻達到美的極致，因而聞一多說莊子“造了一件靈異的奇跡、一件化工”。莊子思想與文章對後世文學藝術產生了深入骨髓的影響，準確地指出了《莊子》成為美的典範的原因。
《莊子》的文辭之美，千古卓絕。這樣的美，根本在於文辭與思想的天衣無縫的渾融，那奇誕的想象，恣肆的文辭，自由的文風，造化之運妙，達到了中國語言詩性美的極致。通過比較，他稱讚道：“戰國縱橫家以及孟軻荀卿韓非李斯等人的文章也夠好的了，但充其量隻算得辭令的極致，一種純熟的工具，工具本身難得有獨立的價值，莊子可不然，到他手裏，辭令正式蛻化成文學了。他的文字不僅是表現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種目的。”“讀《莊子》，本分不出那是思想的美，那是文字的美。那思想與文字，外型與本質極端的調和，那種不可捉摸的渾融的機體，便是文章家的極致；隻那一點，便足注定莊子在文學中的地位。”聞一多又從審美接受的角度闡述了《莊子》的藝術效果：“你正在驚異那思想的奇警，在那躊躇的當兒，忽然又發覺一件事，你問那精微奧妙的思想何以竟有那樣湊巧的，曲達圓妙的詞句來表現它，你更驚異；更定神一看，又不知道那是思想那是文字了，也許甚麼也不是，而是經過化合作用的第三件東西，於是你尤其驚異。這應接不暇的驚異，便使你加倍的愉快，樂不可支。這境界，無論如何，在莊子以前，絕對找不到，以後遇到的機會確實也不多。”
從純文學角度來衡量，《莊子》表現了高超的“寫生”和營構“境界”的能力。莊子既是抒情的天才，又是一位寫生的妙手，其觀察力往往勝過旁人百倍：他知道“生物之以息相吹”；他形容馬“喜則交頸相摩，怒則分背相踢”；他能感受到春天槐葉的生長，“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生目，十日而鼠目，更旬而始規，二旬而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