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一書原非專為後來的美學研究者而作，所以單從美學角度對《莊子》進行分析，必然導致文本理解的破碎和片麵。麵對這種情況，一些學者近年來開始跨越學科界限，以會通的方式直接麵對《莊子》文本本身。其中涉及的美學問題值得注意。
第一，是一組以“劄記”形式出現的文章，如晁福林的《讀〈莊子·寓言〉劄記》、《讀〈莊子·徐無鬼〉劄記》、《讀〈莊子·外物〉劄記》，何九盈的《〈莊子〉劄記》等。晁福林認為，言與意的關係是《莊子·寓言》所論及的主要問題。今天的美學研究者多注意其中“罔兩問景”一節，並以此作為審美意象生成的哲學依據，但晁福林通過與《齊物論》中“罔兩問景”的比較指出，《寓言》篇的“罔兩問景”是“齊物”思想的深化，以講言意關係為旨歸。至於其中陽子居見老聃一節，也是通篇所講言意關係的旁證或陪襯。關於《莊子·徐無鬼》，晁福林認為，這篇文章重在闡發莊子的“道通為一”、“以心複心”、“無意則止於分”以及赤子之德和彼此是非等思想，對《齊物論》中的“道樞”理論也有重要的發揮。關於《莊子·外物》，晁福林認為，相對主義理論、對複古思想的批判、順其自然的教育觀念是這篇文章需要重視的三個方麵。另外，何九盈的《〈莊子〉劄記》是一篇考據文章，但其中關於《莊子》中一些字句的釋讀，如“用誌不分，乃凝於神”、“飾小說以幹縣令”等，對美學研究者長期望文生義的誤讀應能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第二，對《齊物論》的釋讀是近年《莊子》文本解讀者的重點，也是最能為莊子美學研究提供哲學基礎的工作。其中，陳少明在《自我、他人與世界》一文中，從現象學的角度闡釋《齊物論》知物、知人、知己的本體論性質，認為“齊物”三義可變成世界、他人、自我這三個現象學式的問題。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又有新看法，認為“齊物”三義包括齊“物論”，齊萬物，齊物我。齊“物論”是對當時的各種思想學說進行哲學批判；齊萬物要求人的世界觀的轉變，放棄任何自我中心的態度，把是非問題化成有無問題，具有從認識論向本體論過渡的意味；齊物我涉及心物關係上的喪我和無為，從認識論走向了生存論。朱懷江則討論了莊子“物論”的意向本質，他認為，莊子物論所表述的是人理解和掌握物的活動的價值評判，是對主體生存方式的一種確證。
第三，也有一些學者對《莊子》中一些重要的美學範疇和論辯進行了討論。其中陳靜認為，解讀《齊物論》的關鍵是“吾喪我”。其中的“我”是形態的，它處於與外物的糾纏之中，展示了人作為物存在的狀態；同時它也是情態的，在社會的對象性關係中存在，與接為構，日以心鬥。這樣，“吾喪我”就是讓人擺脫為物所役、為他人所役的狀態，使本真的我得到呈現。梁徐寧對《莊子》的“物化”概念進行了解析，他認為，“物化”包括四個層麵的意義，即幻化，死亡，自化，觀化。其中，“物化”發生於夢中，出現於覺後，所以它是幻化；“物化”意味著人向自然的生成和現實生命的終結，所以它是死亡；“化”是萬物自身的本性，所以“物化”不是他化或化他，而是自身的生命運動。另外，人既是生命變化的參與者，又是變化的觀照者，由此，“觀化”是人的精神之維中達觀超然的智慧。
邊家珍對《莊子》中“卮言”這一範疇進行了考辨。他認為，《莊子》的“卮言”是合道之言，所謂寓言、重言均可統領於“卮言”。它在語言形態上可以分為悟道之言，體道之言和“言無言”三個層麵，成為莊子及其學派的基本言說方式。另有兩篇文章論及莊子和惠施關於“魚之樂”是否可知的辯論。及乃濤認為，濠梁之辯沒有贏家。雖然曆代評注者通常站在莊子的立場上看問題，認為魚的快樂是可知的，但他們都忽視了事實判斷與移情判斷的區別。在作者看來，莊子“知魚之樂”的結論是通過非理性的直覺和內省“悟”出來的，這顯然無法滿足對認知判斷真實性的必然性證明的要求。陳少明認為，對魚是否快樂的判定，不是知識的問題，而是信念的問題。從邏輯上講，莊子知魚之樂並不具有必然性，但作為一種信念，它卻可以喚醒眾生熱愛生命、尊重他物，珍視生活的態度。
《莊子》與西方現代美學的研究是新時期以來被國內學者廣泛關注的問題，近年來又有一批新的成果出現，範圍涉及現象學、語言學、解釋學、存在主義等諸多方麵。其中，包兆會從現象學視域分析了《莊子》文風和語義朦朧和晦澀的原因。他認為，《莊子》在建構和生成意義過程中明顯存在著意向行為不明和意識對象不清的傾向，忽視知性在建構意義中的作用，以神秘的內心直覺把握本體，這是造成他文風和語義晦澀、朦朧的原因。張鬆、燕宏遠用西方解釋學理論對莊子的語言觀進行了分析和評價。他們認為，莊子的“得意忘言”之論包含著一種有待分析的語言存在論思想的底蘊，在思維中擺脫語言的做法並不必然導致神秘主義的後果。他設定的語言——世界模式使人的整體性生存即世界都得到了一種特定方式的展開和實現，真理本身也得到了一種特定的但並不排斥其他特定方式的源始敞開。另外，劉穎倩對莊子的“言意”說與索緒爾的“能指、所指”說進行了辨異式的比較。她認為，莊子“言意”說的提出是基於對道之本性的體悟，索緒爾則是一種基於語言事實和理發思維的研究。由於莊子之言指向言外之道，這就使他的言論呈現出自內而外的追求和意象性；索緒爾則是先在劃定了語言研究的邊界，由此他的研究是追求一種自外而內的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