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有一個關於《詩經》的文化價值重估問題。在古代，《詩經》被當作中國文化經典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它本身的價值，它起碼表現在兩個方麵：第一，《詩經》不是一部普通的詩歌總集，而是中國上古文化的詩的表現與藝術的升華，是在中華民族曆史上具有奠基意義的文化典籍。中華民族從傳說中的遠古走到周代，已經基本上發育成型，形成了獨特的民族文化性格，培養了獨特的民族文化精神，比如愛國愛家的鄉土情結，憂國憂民的思想意識，以孝為本的倫理觀念，禮樂相配的文化製度，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等等，而這種獨特的民族文化性格和民族精神，在《詩經》這部中國現存的第一部詩歌總集中就有了充分的表現。因而，這就使它成為了一部具有中華民族精神和文化原型意義的著作，這是中國後代任何一部文學作品都不能與之相比的。第二，《詩經》在周代社會並不僅僅是一部文學總集，而是周代曆史、政治、宗教、哲學的藝術表現，是禮樂文化的一部分，是貴族子弟的教科書，是周人精心編撰的傑作。而周代社會的政治、哲學、文化、製度等等，又對秦漢以來的中國古代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這種影響，也是後世任何一部文學作品無法可比的。
進入20世紀以來，《詩經》不再有那種崇高的地位。究其原因，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第一，由於20世紀的學者僅僅把它當作一部普通的詩歌總集來認識，價值評估的角度發生了變化。在古代社會裏，當人們把它作為文化經典來認識的時候，經學家們的重點是通過《詩經》的文本闡釋來認識蘊含於這部偉大作品裏的思想認識價值和豐富內容；而20世紀的學人們把它當作一部普通的文學作品來研究，重點不過是認識其“文學”藝術上取得的成就。雖然也有些學者關心它裏麵所包含的文化內容和思想內容，但是其目的還是為了更好地說明它的“文學”特性，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價值評估角度，而這正是導致當代人對《詩經》認識偏低的根本原因。第二，在20世紀的《詩經》研究中，由於受庸俗社會學的影響，把對《詩經》的文學研究又進一步狹隘化。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大多數學者都沒有結合周代社會以至中國上古社會的特殊情況來對其豐富的內容進行客觀的闡釋，而是用極其簡單的階級分析方法來對待它，說《詩經》當中最有價值的部分是《國風》，是因為它的大部分是“民歌”，說《詩經》中最沒有價值的是《頌》詩，因為那是為統治階級歌功頌德的廟堂之作。而《雅》詩是否有價值，則要看它是否對當時的周代社會進行了批判，是否反映了民生疾苦。把這樣的價值評估標準用於《詩經》研究，不僅是對《詩經》在中國曆史中的經典價值的一種徹底否定，也是對《詩經》“文學”價值的一種扭曲。在中華民族文化複興的今天，我們要尊重傳統，弘揚傳統，就要溯源於中華民族文化的原始經典，就要對它進行新的價值評估，要重新確立《詩經》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同時也要重新思考我們的學術理念。
進入21世紀，人們從更寬泛的角度去觀察《詩經》，在以前人們鮮有涉及的領域去挖掘其意義，表現出更關注底層、關注邊緣的特點，如《〈詩經〉與夏商周西部開發》是民俗學方麵的；《齊桓公時代〈詩〉的結集》、《春秋賦詩的文化透視》、《論上古樂奏形態與〈詩經〉興體之原始關聯》、《論詩緯》等，是對邊緣的重視。
夏傳才先生認為新世紀的《詩經》學研究隻能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條件下，加強基礎研究。在21世紀將有四個方麵的工作要做：一要編纂一部具有科學價值的成果資料彙編；二要鑒於圖書館資料不全，編集《詩經要籍集成》；三要編纂《詩經研究全書》，彙總曆代的研究文獻；四要探討和總結以往兩千多年的經驗，撰寫《詩經學史稿》。夏傳才主要是從總體研究上進行規劃，而葉舒憲在《知識全球化時代的“古典文學”及其研究》中提出了一個研究古籍的新方法，即運用“三重證據法”進行跨文化闡釋。運用這種方法最重要的態度就是關注底層、關注邊緣，用葉舒憲自己的話說就是眼睛向下，關愛生命。其實這些關注點也正是中國比較文學發展的潛力所在。從這個意義上說，21世紀以來《詩經》學的研究是20世紀末研究的繼續和深入。今天我們理解《詩經》研究的現代意義，既要掌握《詩經》研究史上的重要成果，也要總結其缺失，在新的視角和高度上探索這一重要元典的當下意義。
首要的問題是，研究《詩經》在今天還有意義嗎？研究的題目是否早就做完了？我們先不講《詩經》作為認識古代社會和研究古代曆史的文獻學價值，單就其創作藝術及文學功用而言，它不但對中國詩學體係及創作精神影響深遠，而且，對今天詩歌學的發展及文論研究仍有很強的借鑒意義，並積澱為民族文化意識。朱光潛先生在《中國古代美學簡史》一書中說：“中國古代文藝理論大半是圍繞《詩經》而作的評論和總結。”不但文論體係深受《詩經》的影響，我國的文學創作體係及詩性言說特征等都與中國有一個古典文化文本傳承的強大傳統直接相關。中國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唯一不曾中斷，也與中國有一個經典文化闡釋、接受、傳承的連續機製密不可分。從《詩經》研究史的線索中可以考察出中國文論的基本精神、生成特點，言說方式、思維特征等諸多內容，是解答古代文學及文論“然”及“所以然”的重要途徑。馮天瑜先生在其《中華元典精神》一書中首次係統闡述了“元典”的概念，“隻有那些具有深刻而廣闊的原創性意蘊，又在某一文明民族的曆史上長期發揮精神支柱作用的書籍方可稱為‘元典’”此之謂元典，從發生學的角度說，即為一種本源意義的哲學文本或者詩性哲學，是其他闡釋文本的元語言和元符碼。《詩經》是中華精神的元典文化，具有元典詩學精神，體現的是一個民族未被異化的元型文化，對於規範民族的發展，挽救價值迷失和重建價值秩序，克服後殖民主義文化侵襲造成的民族失語危機，具有重要的人文價值和很強的時代意義。《詩經》研究的曆史是觀念更新的曆史，開放的多元研究是必由之路。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其合理內核，使其文化精神的原創性轉變為當下性。
從傳統的注釋、考據、點評、到今天的社會分析、藝術比較研究，新方法、新視角不斷湧現，研究的題目隻會越來越多。中國現代《詩經》學是對傳統《詩經》學的繼承、革新和發展，正如恩格斯所說：“在每一科學部門都有一定的材料，這些材料是從以前各代人的思維中獨立形成的，並且在這些世代相繼的人們的頭腦中經過了自己的獨立的發展道路。”《詩經》是文學作品，我們要進行文學、文學史和文藝學的研究；又是曆史資料，我們要進行文獻學和考古學、曆史學研究；又是先秦漢語的代表，我們要進行文字、民俗學研究。盡管曆代研究者雲集，資料專著浩如煙海，但仍有許多錯誤，許多內容亟待研究解決。比如目前為止，係統論述《詩經》對中國文學及中國文化影響的著作還很少，高質量提高型的《詩經概論》還不多見，嚴謹的曆代研究概況及基本史料和研究性史料的編輯仍需要學者的努力，還有國外研究動態，《詩經》研究的反思與展望等等。我們若全方位、多層麵、多角度地進行研究，是大有用武之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