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二千餘年的《詩經》研究主要集中在四個層麵上：一是關於《詩經》的性質、時代、編訂、體製、傳授流派和研究流派的研究。二是關於各篇內容和藝術形式的研究。三是對於其中史料的研究。四是文字、音韻、訓詁、名物的考證研究以及校勘、輯佚等研究資料的研究。應該說《詩經》傳統研究是一種官本位學術研究，很大程度上是符合倫理意識的注疏考據。“以《詩經》為對象的詩歌理論，或稱之為‘詩經之學’，與傳統的廣義文學概念和政治，倫理功能相聯係，成為一種經學化的文學理論。”《詩經》研究多停留在探討前人得失和原有基礎上，述而不作。長達兩千多年的附會和衍說，造成了學者“知有經而不知有詩”，穿鑿附會的流毒於今尚存。此外，以史證詩也被濫用，很多人利用史實隨意穿鑿附會。進入信息時代後，學術研究也進入了跨學科、跨文化研究的新時期。我們史料集中，檢索便捷，地下新史料不斷發現，這是前人無法做到的。我們應該運用新方法，開拓新領域，努力把《詩經》研究提高到一個新層麵。
下麵僅就《詩經》研究中有代表性的視角作一簡要介紹。
一、文化學視角
不論是實證研究還是理論研究，其最終目的是深入探討《詩經》的文學內涵和文化意蘊，研究它對中國文學及文論的積極作用和影響。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說“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早就認識到審美的文學具有文化的品格。作為審美的《詩經》在根本性質上與人類文化的其他方麵是相通的。同時《詩經》作為藝術文學，又有獨特的部分，它是言誌的，是表達人的情懷的，是抒發作者思想感情的，它需要有靈感的萌發，有美麗的言辭，有豐富的比喻和想象。《詩經》作為中華民族最初的詩，其文學性是蘊涵在原始宗教神學母題中的，隻是“在藝術的功能上履行著宗教的使命”。從中可以發掘先民關於宇宙、社會和人生的終極性問題的思考。《詩經》構建了一個具有原創意義的文化格局和精神軸心，作為一種民族集體無意識從整體上影響著中國文化的發展，內化為民族基本文化心理，形成了與西方迥異的價值文化體係和精神心態。應該說，《詩經》研究中這一人文價值關懷是長期缺席的。潘知常先生指出：“我們的美學研究最大失誤就在於固執的堅持從主客關係的角度出發去思考美學問題，不論是反映論美學，還是實踐論美學，都是如此。”其出發點或許和《詩經》對現實強烈關注，積極的人生態度和樂觀精神有神似之處。“文學是文化的一個子係統，文學的發展終究受製於文化模式，而文學又是文化的載體，文學對文化具有超越功能。”“使二者形成相互轉化和提升的良性關係。”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思維和體用不二的哲學觀念使文化和文學密不可分，在這種文化觀念統攝下，文學往往處於器用層麵上，其獨立品格的形成使它與上述思維方式和哲學觀念的抗爭中形成了巨大張力和韌性的發展。同時，雜文學的觀念使文學具有極強的開放包容性。“把文學置於文化背景中考察，既不是新路，也不是什麼捷徑，既不是蘇聯模式的作家作品分析，也不是傳統的知人論世，而是真正意義的曆史文化的考察”。在20世紀的文學觀念中，以語言文字為載體的文學還承擔著反映社會生活、表達作者思想感情的功能。社會和思想的研究依然是新時期《詩經》文化研究的重要部分。反思過後的文化論爭，人文精神的討論在學界引起的文化研究熱，更對新時期的《詩經》文化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褚斌傑、章必功《〈詩經〉中的周代天命觀及其發展變化》為代表的係列文章，從不同角度入手，對《詩經》中所體現的各種思想予以梳理分析，舉凡愛國、宗教、審美、倫理、天命、仁學、人文等等，涉獵範圍之廣，反映了新時期《詩經》研究的多元取向。廖群的《詩經與中國文化》和李山的《詩經的文化精神》是從整體上以文化眼光審視《詩經》的兩部專著，廖作通過對《詩經》之文化影響的闡釋來展示其文化魅力，李作則是通過對《詩經》文本的曆史考察來把握其文化精神，均不失為《詩經》文化研究的成功嚐試。《詩經》之社會學研究是一個涵蓋範圍廣闊的領域，論者亦多於此立論，如盛廣智《論西周春秋之際貴族的政治批判詩》等。戰爭是古代社會生活最為重要的一個方麵，新時期的論者對此頗多關注，如林祥征的《〈詩經〉戰爭詩的審美價值》、趙沛霖的《關於〈詩經〉戰爭詩的幾個問題》等文，分別考察了《詩經》中與戰爭相關的諸多內容。農業是《詩經》時代最主要的經濟生活，對農事詩的研究成為這一方麵的重點，如李山《西周農耕政道與〈詩經〉農事詩歌》等。自郭沫若、孫作雲借曆史研究法考察《詩經》研究周代社會之後，用曆史方法考察《詩》三百便成了《詩經》社會研究的一個重要手法，新時期的研究者亦多於此出發，或以詩證史，或以史證詩，如劉毓慶的《雅頌新考》、王洲明的《西周宗法製度與〈詩經〉》、姚小歐的《〈詩經〉三頌與先秦禮樂文化》等，均在前人的基礎上做出了新的探索。婚戀詩一直是《詩》三百中最動人的篇章，在新時期更受到了論者的關注，在1979-2000年間就有相關論文160餘篇，論者或對婚戀詩之藝術成就予以分析，或從詩歌文本去探討當時的婚戀現象。鄭振鐸曾將人類學、人種誌、民俗學等看作傳統經學外“開辟門戶”且異於考辨的另一條更近於真理的路，他與聞一多等在此做出了相當的成績。新時期隨著國外相關理論的輸入和文化研究熱的興起，這一領域的《詩經》研究更是獲得了相當的發展。繼聞一多的《薑嫄履大人跡考》後，《生民》就成為人類學關注的熱點，於省吾、孫作雲均有專文論之，自1978年起，關於該詩的論文就有30多篇，而其中絕大多數所采取的都是文化學視角。如蕭兵的《薑嫄棄子為圖騰考驗儀式考》、劉毓慶的《〈大雅·生民〉新考——周族開辟神話考》等文，多方取證，頗有創獲。除《生民》外，研究者還對其他詩篇做出了新的闡釋，從而“新解”、“新論”、“新說”成為新時期《詩經》研究的一個特色。文化學寬廣的視野給了《詩經》解讀一個廣闊的空間，劉毓慶的《中國文學中水之神話意象的考察》，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就《詩經》愛情詩中的水與原始性隔離的關係進行了研究，對解讀相關詩篇，頗多啟迪。由於宗教、祭祀、民俗、神話通常是文化人類學所關注的對象，這個領域就成為新時期《詩經》文化詮釋的重要領地，如張岩的《原始社會的收獲祭禮與〈詩經〉中的有關篇章》、趙沛霖的《論〈詩經〉的神話學價值》等文，均對《詩經》中的宗教、祭祀等文化現象從不同角度給予了分析研究。在《詩經》民俗研究方麵用力最深的為周蒙的《〈詩經〉民俗文化論》，該書對《詩經》中生殖、醫藥、氣象等民俗現象考索詳細，以此為基礎對《詩經》文化做出了新的詮釋，是《詩經》民俗研究中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