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九正仲秋，芳菊盛開，文人雅士對嬌豔傲霜的菊花十分喜愛，在唐代詩人詠九日的作品中，寫到菊花的比比皆是，可見賞菊之風的盛行。如王維“無窮菊花節，長奉柏梁篇”（《奉和重陽節上壽應製》）；王縉“今日登高樽酒裏，不知能有菊花無”（《九日作》）；李欣“風俗尚九日，此情安可忘，菊花辟惡酒，湯餅茱萸香”（《九月九日劉十八東堂集》）；皇甫冉“不見白衣送酒來，但令黃菊花自開”（《重陽酬李觀》）。由此可見，唐代簡直是無菊無酒不重陽，不插茱萸不過節了。
如果說唐代無菊不重陽，那麼，宋代重陽節完全可稱之為賞菊節或菊花節了。菊花，不僅以她千姿百態的豔容使人傾慕，而且更以她傲然剛強的氣質令人折腰。麵對颯颯疾風，她挺立不彎，置身於寒霜冷月而姿容不改，一團團，一簇簇，在寒氣襲人的深秋裏爭奇鬥豔，給秋風蕭瑟的園林裏增添一番豔麗景色。所以，有人認為菊花是中國國花，我國曆代文人無不賞菊、詠菊、讚菊。連唐末農民大起義領袖黃巢也曾寫過“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時百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戴黃金甲”的詠菊詩，以詠菊抒發起義者的革命豪情。據《夢粱錄》記載，宋代人每年重陽節都要“以菊花、茱萸，浮於酒飲之”。宋代人還給菊花、茱萸二物起了兩個雅致的別號，稱菊花為“延壽客”，茱萸為“辟邪翁”。“故假此兩物服之，以消陽九之厄”。當時每年常例，皇宮禁中與達官顯貴之家皆在此賞菊花；士庶平民之家，也要購買一兩株菊花玩賞。當時名菊花達七八十種，其花碩大豔麗，其味馨鬱耐久。有白黃色花蕊，狀如蓮房者稱“萬齡菊”；粉紅色者稱“桃花菊”；白而檀心者叫“木香菊”；潔白、花朵碩大者稱之“喜容菊”；色黃而圓者名曰“金鈴菊”；花朵白大而蕊黃者稱做“金盞銀台菊”等等，花色名目，不勝枚舉，簡直可以說是菊花花會。尤其《乾淳歲時記》記載，宋代禁宮中，每年九月八日就開始作重九，在慶瑞殿分列菊花萬株，名花珍品，五彩繽紛，燦爛眩目。並且還要點菊燈，其盛況與元宵節略同。這時大張賞花賞燈之宴，絲竹悠揚，樂鼓並作，大慶重陽佳節。《東京夢華錄》記載大略相同。菊花佳節，菊花盛會，賞菊必詠菊，此是千古文人慣例。宋代重陽詠菊花詩詞也是汗牛充棟。最著名的莫過於女詞人李清照的重九《醉花陰》詞了：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銷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櫥，半夜涼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
這首詞把那種刻心銘骨的相思，纏綿悱惻傷離怨別之情，通過重陽佳節賞菊詠出。像這種道不盡的淒清情景，焉能不令讀者再三回味，讀後為之黯然神傷？據說，她的丈夫趙明誠讀此詞後，依韻相和了幾十首，都未能超得過“人比黃花瘦”之句，因而此詞遂成千古絕唱。當然詠菊佳篇甚多，此處不是文學欣賞，就不一一列舉了。我們知道，宋代從宮廷官府到民間，簪花風俗頗盛行。到重陽節不僅賞菊，簪菊之俗也很盛行。唐代杜牧就有詩雲：“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不過那時是文人的偶然興致。而宋代《乾淳歲時記》中就明確記載：“是日（指重陽），飲新酒，泛萸簪菊。”因此，司馬光有詩雲：“不肯那錢買珠翠，任教堆插階前菊。”（《九日贈梅聖愈瑟姬歌》）蘇東坡也有“髻重不嫌黃菊滿，手香新喜綠橙搓”（《次韻蘇伯固主簿重九》）的詩句。宋代重陽也不隻限於九月九日，九月八日、九月十日皆可度重陽。據《搜采異聞錄》記載：蘇東坡甚至有“菊花開時即重九”之句。他在海南時，親手種菊九畹，每到十月望，還與客泛酒作重九。
唐宋時，重陽節講究吃糕，如同中秋節吃月餅一樣，兩者都是應時的食品。因“糕”與“高”同音，古人相信“百事皆高”之說，所以重陽節登高之時吃糕，象征步步登高，獨具深意。《嘉話錄》記載，唐人袁師德是給事中袁高之子，九日出門做客，有人讓他吃糕，他卻推辭不吃，後來人們才知他為避父諱，因“糕”、“高”同音，故不忍食糕。這簡直與唐代大詩人李賀避其父李晉之名諱，而不敢去考進士（“晉”、“進”同音）一樣可笑。然而，通過此節日風俗，也可看出當時避諱製度的嚴格。《野客叢談》及邵博《聞見後錄》又記載了另一則重陽食糕的趣聞。劉夢得作九日詩，想用“糕”字，由於思路受六經的嚴格束縛，認為六經無糕字之典，遂不敢作。而宋子京卻不以為然，認為《周禮》中有“糗餅粉餈”句，鄭玄箋注為“今之餈糕”，怎能說六經無糕呢？於是宋子京作《九日食糕》詩雲：“飆館輕霜拂曙袍，糗餈花飲鬥分曹。劉郎不敢題糕字，空負詩中一世豪。”到宋代據《夢粱錄》雲：重陽食糕已十分講究，有“以糖麵蒸糕，上以豬羊肉鴨子為絲簇飣，插小彩旗，名曰‘重陽糕’”。還有“蜜煎局以五色米粉塑成獅蠻，以小彩旗簇之，下以熟栗子肉杵為細末，入麝香糖蜜和之，捏為餅糕小段，或如五色彈兒，皆入韻果糖霜，名之曰‘獅蠻栗糕’”。《乾淳歲時記》還記載一種特殊的重陽節日食品，“以蘇子微漬梅鹵，雜和蔗霜、梨、橙、玉榴小顆，名曰‘春蘭秋菊’”。可見當時食品之精細。到了明清時代登高所食之糕，用麥麵做餅，點綴棗栗，稱之花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