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民間端午風俗活動形式也類似前代。像《酉陽雜俎》就記載：“北方婦人，五日進五時圖、五時花，施之帳上。是日又進長命縷，宛轉繩結，皆為人像帶之。”長命縷上文已提及，隻是製作上有所不同，用絲縷結成人形，更有裝飾性。五時圖則是五毒蛇、蠍、蜍、蜥蜴之類，是五毒圖之前身，此俗一直影響到明清時期。五時花則是石榴花，五月正是榴花吐豔之時。唐代角黍粽子也花樣翻新。《文昌雜錄》記載：“唐時五日，有百索粽，又有九子粽。”唐玄宗《端午三殿宴群臣》詩中就有“穴枕通靈氣，長絲續命人，四時花競巧，九子粽爭新”。如前邊所提到的，“百索粽”還是唐代皇帝賞賜臣下的食品。
唐代端午龍舟競渡尤其值得一道。在唐代全盛時期，經濟繁榮，人民生活相對穩定，在節日娛樂方麵，一方麵是上行下效，蔚成風氣，另一方麵民間的一些風俗活動也受到官府的支持。因此，競渡之風尤為鼎盛。張說《嶽州觀競渡》詩中描寫當時競渡情景道：“畫作飛鳧艇，雙雙競拂流。低裝山色變，急棹水華浮。”“鼓發南湖槎，標爭西驛樓，並驅常詫速，非畏日光遒。”龍舟競渡時，簫管奏鳴古老的祭祀樂章，船夫唱起高亢激越的船歌，樂聲、歌聲、槳聲、水波聲合奏出一曲壯闊的交響樂。如儲光羲《官莊池觀競渡》詩所寫的：“落日吹簫管，清池發棹歌，船爭先後渡，岸擊去來波。”描寫唐代龍舟競渡以張建封《競渡歌》最為生動，讀後如身臨其境。抄錄如下，供讀者欣賞：
五月五日天晴明，楊花繞江啼曉鶯。
使君未出郡齋外，江上早聞齊和聲。
使君出時皆有準，馬前已被紅旗引。
兩岸羅衣撲鼻香，銀釵照日如霜刃。
鼓聲三下紅旗開，兩龍躍出浮水來。
棹影斡波飛萬劍，鼓聲劈浪鳴千雷。
鼓聲漸急標將近，兩龍望標目如瞬。
坡上人呼霹靂驚，竿頭彩掛虹霓暈。
前船掄水已得標，後船失勢空揮橈！
瘡眉血首爭不定，輸案一明心似燒。
隻將輸贏分罰賞，兩岸十舟互來往。
須臾戲罷各東西，競脫文身請書上。
吾今細觀競渡兒，何殊當路權相持；
不思得岸各休去，會到推舟折楫時。
通過這首《競渡歌》的描述得知，競渡時兩岸仕女如雲，羅衣成群，銀釵映日，觀者如堵。這裏繪聲繪色描述的雙龍競渡的激烈場麵更是驚心動魄。這場競渡由官府主持，賞贏罰輸，故競渡中兩船還起了爭鬥事件。據《古今圖書集成》引馬令《南唐書》記載：郡縣村社每年端午競渡時，由官府賞給彩緞，兩兩較其遲速以定勝負，如奪得錦標者，加賞銀碗一雙，稱之為“打標”。此俗一直到五代皆是如此。當然每年這樣大規模的競渡比賽，勢必影響到農時與生產，也遭到一些有識之士的反對。《永州府誌》就記載五代時蕭結任祁陽令，太守下公文催取端午競渡龍舟甚急。蕭結憤怒地在其符（公文文書）上批道：“秧開五葉，蠶長三眠，人皆忙迫，劃甚閑船。”太守看了以後，也感到慚愧，令止競渡。
宋代以後，端午節的許多風俗有了新變化。漢魏時以朱索、桃印施於門戶，止惡氣驅瘟辟邪，而宋代卻講究貼天師符。陳元靚《歲時廣記》引《歲時雜記》雲：“端午，都人畫天師像以賣。”還有和泥做張天師，以艾為頭，以蒜為拳，置於門戶上。蘇子由作《皇太妃癐端午帖子》詩中就有“太醫爭獻天師艾，瑞霧長繞堯母門”。掛天師像、做泥天師人，這些活動很明顯是受到道教的影響。此外，端午節還刻蒲棒為人形或葫蘆形，帶在身上辟邪。王曾《端午帖子》詩雲：“明朝知是天中節，旋刻菖蒲要辟邪！”小兒則有帛裹蚌粉，綴填以棉絮，佩於身上，可以吸汗氣。端午節常食的粽子，此時也花樣增多，有角粽、錐粽、茭粽、筒粽、秤錘粽、九子粽多種。從五月一日起家家都準備團粽、蜀葵、桃柳枝、杏子、柰子、林檎、香印等物，到端午還要祭天。食品中還有一種“百頭草”，是用菖蒲、生薑、杏、梅、李子、紫蘇，皆製成細絲，鹽浸曬幹，或用糖、蜂蜜浸之，做工十分講究。有的還納入梅子皮內，叫做“釀梅”。唐代的白粉團，在宋代亦有發展，又叫“水團”或“白團”，有的雜以五色，製成人獸花果之狀。做工最精者稱為“滴粉團”，為了增其香味，有的還加入麝香。這些都是端午食中佳品。吳自牧《夢粱錄》記載汴京重五風俗寫道：“五日重午節，又曰‘浴蘭令節’，內司意思局以紅紗彩金盝子，以菖蒲或通草雕刻天師馭虎像於中，四周以五色染菖蒲懸圍於左右。又雕刻生百蟲鋪於上，卻以葵、榴、艾葉、花朵簇擁。內更以百索彩線、細巧縷金花朵，及銀樣鼓兒、糖蜜韻果、巧粽、五色珠兒結成經筒符袋。”並且這天皇帝要親筆禦書葵榴畫扇，並以艾虎、紗匹緞，分賜諸閣、宰執、親王。端午賜大臣物品無疑是上承唐風，然而能禦書畫扇者恐怕隻能是北宋末年的徽、欽二帝了。尤其是宋徽宗，這位昏庸帝王治國無能，但不能不承認他在書畫藝術上的造詣。所以端午禦筆塗抹幾把葵榴畫扇正是他的看家本領。宋徽宗對五月五日這個“惡日”俗忌也頗看重。在唐代時，似乎人們對此不太重視，如《舊唐書·崔信明傳》記載崔信明就是五月五日申時生。出生時有異雀，身形甚小，羽毛五色，集於庭院樹上鼓翼齊鳴，聲音清亮。有人給占卜雲：“此兒必文藻煥爛，聲名播於天下。隻是雀形太小，恐祿位不高。”後果然如此。當時並未提惡日之忌。《陝西通誌》還記載：唐肅宗時張伯達也是五月五日生，稱“五郎”，但是他十五遊長安，以節義自負，後平安祿山叛亂有功，當地方官也頗有善政，所以後人還給立祠紀念。據《癸辛雜識》記載，宋徽宗也是生於五月五日，因俗忌改做十月十日，並稱為“天寧節”。改生日為天寧節卻改不了天下命運，也改不了他自己的命運，不僅天下不寧，而且落得國破家亡，被金兵掠去，身死五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