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俗作為一種社會生活方式來說，隨著社會發展，一方麵要受到上層建築、意識形態的影響，另一方麵曆史上許多仁人誌士的活動，也必然會在風俗生活中積澱。因此，本來端午節起源於民間的原始崇拜與迷信觀念，但是到了漢末魏晉時，就又被賦予紀念曆史人物的內容。關於最初紀念哪個曆史人物，也是說法不一的。東漢末年的蔡邕在《琴操》中認為，五月五日應是紀念介子推的，這一說法主要流行於北方，尤其是山西一帶的人民十分推崇介子推，每逢此日都紀念其人，相沿成俗。而在南方楚人心目中的英雄卻是我國大文學家、愛國主義詩人屈原。傳說屈原是五月五日懷抱大石投江而死的，於是，就把屈原之死與端午節聯係在一起。本來龍舟競渡是古代越民族龍圖騰崇拜之遺俗，此時卻附會為屈原投汨羅之日，人傷其死，故皆駕舟楫拯救他，因此形成競渡風俗。就連時令食品——角黍粽子，也被楚地人按照自己的心願與屈原聯係在一起。《續齊諧記》中假托東漢光武帝時長沙人歐回之口說：有一次歐回見一士人自雲是三閭大夫屈原，對歐回說每年人們水中所祭之食品為蛟龍所竊食，今後若有惠祭，當以楝樹葉塞其上，以彩絲纏之，因為楝葉、彩絲都是蛟龍所懼之物。從此五月五日做粽子用楝葉並纏五花絲便成為遺俗，與屈原毫不相幹的時令食品也成了祭品。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紀念屈原與介子推之外，還有紀念伍子胥、曹娥、陳臨之說。
伍子胥原本是春秋時吳國大夫，曾幫助闔閭刺殺吳王僚，奪取王位，並整頓內治，厲兵秣馬，國勢強盛，攻破楚國。到吳王夫差時，吳越爭霸，吳國攻破越國，伍子胥勸吳王拒絕越王勾踐求和，未被吳王夫差采納，反而遭到疏遠，後被賜劍自殺。據《夢粱錄》記載，傳說伍子胥死後被吳王夫差用皮革包裹丟進錢塘江，化為波神。《曹娥碑》記載：“五月五日，以迎伍君。”所以在吳地這一天有迎伍君的習俗。
關於曹娥，在《後漢書·列女傳》及《會稽典錄》中都有記載。曹娥的父親在漢安帝二年（108）五月五日迎波神時溺死。當時曹娥年方十四，沿江尋找父屍，晝夜哭號不絕，遂投江而死。數日後，曹娥抱父屍浮於水波。東漢時頗崇尚名教，以孝治國，會稽人認為曹娥孝心感神靈，可作世人楷模。故以此日紀念，劃龍舟競渡，在龍舟上給曹娥塑像，成為會稽一帶的風俗。
至於陳臨，據《初學記·歲時部》引謝承《後漢書》記載：陳臨任蒼梧太守，“推誠而理，導人以孝悌”，治理蒼梧，移風化俗，頗有政績。後來陳臨卸任調走之時，蒼梧郡人於五月五日送至東門。人們為了懷念這位政績卓著的地方長官，每年五月五日“令小童潔服舞之”，以紀念陳臨。
如此看來，起初端午所紀念曆史人物是因地而異。但是，隨著魏晉南北朝的社會動蕩與戰亂，加之清談玄學及佛道思想的有力衝擊，忠恕孝悌觀念逐漸淡化，名教禁錮的堤岸也被衝毀，所以陳臨、曹娥、伍子胥、介子推的影響未能擴散到全國。但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屈原卻在這幾百年的動亂歲月中，成為人們心目中崇拜的英雄，尤其是他的名著《楚辭》，以那悲亢壯烈的謳歌喚起了千百萬人民的強烈愛國激情，成為抵禦外族侵略的動力。因此，五月五日作為屈原逝世的紀念日得到了全國人民的公認，把各地原有的端午風俗與紀念屈原巧妙地結合起來，使這個充滿原始崇拜和迷信色彩的節日放射出愛國主義的燦爛光輝。
從端午紀念屈原，也可看出楚地風俗對全國各地產生的深遠影響。在南方水鄉，尤其沅湘一帶、汨羅江畔，每年端午節都要舉行隆重的競渡儀式。據《荊楚歲時記》記載：“舸舟取其輕利，謂之飛鳧。一自為水軍，一自為水馬，州將及土人悉臨水而觀之。”當此之際，人們換上節日盛裝，扶老攜幼，拜祭屈子廟。祭畢就開始龍舟競渡。“飛鳧”、“水軍”、“水馬”等各色群龍一齊下水，一聲鼓響，槳蕩銀波，龍破碧水，船發似箭。兩岸觀者齊聲歡呼，助威呐喊，情景動人，熱鬧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