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宋代以後，清明節俗基本上是沿襲了唐代，風俗活動範圍也大致如前所述。據《東京夢華錄》記載，北宋時，東京開封平常是以冬至後一百零五日為大寒食，前一日謂之“炊熟”日，用麥麵製作棗癉（餅）飛燕，再用柳條串起來插在門楣上，稱做“子推燕”。這種插柳條串的“子推燕”風俗正是由唐代清明插柳風俗嬗變而來。而《夢粱錄》也同樣記載清明三月，節前兩日謂之寒食。京師人家家以柳條插於門上，名曰“明眼”。但是宋代有一條很有時代特色的節日禮俗——寒食冠禮。我們知道中國古代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五而笄，表示已為成人。但是加冠及笄時間卻沒有一定的常規，一般是按生時年月來決定。可是宋代由於理學盛行，對於儒家禮教尤為重視，封建思想禁錮也日益嚴密，因此，禮教也影響到節日習俗，形成了寒食日行冠禮的禮俗。到了此日，“凡官民不論大、小家，子女未冠笄者，以此日上頭”。於是，未成年的男女有了一個固定的行加冠簪笄禮的日子。
清明掃墓，宋代亦同前朝，《東京夢華錄》記載：“凡新墳皆用此日拜掃。”皇帝禁宮提前半月就發宮人車馬朝拜諸陵，宗室的近親，也分別遣人到諸陵墳行享禮。此外，禁宮中還出車馬到奉先寺道者院，祭祀宮人墳。帝王宮廷出來掃墓，自然氣勢不凡，皆“金裝紺癊，錦額珠簾，繡扇雙遮，紗籠前導”。《夢粱錄》亦記載每至清明“官員士庶，俱出郊省墳，以盡思時之敬”。其所以如此，在於尊祖、敬祖，借以表達慎終追遠的孝思。提起掃墓，不能不想起宋代詞壇擅長慢詞長調的大詞人柳永。柳永以填詞聞名遐邇，一代風流。因他生活放蕩，常涉於花街柳巷、青樓妓館，所作大多是“低吟淺唱”、“偎紅倚翠”之類的豔詞。當時的歌妓舞姬，均愛其才華，喜唱其詞，時有“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的諺語。但是，在當時理學禮教興起之時，他這種放蕩生涯為時論所謗訕，一生鬱鬱不得誌。雖然中進士及第、官居屯田員外郎，但一生放蕩不羈，最終客死襄陽，埋骨異鄉。相傳他死後，家無餘財，身後蕭條，靠昔日傾慕他才名的妓女們集資營葬，草草料理後事。死後當然也不會有親屬來祭奠。每年清明，群妓相約攜酒菜、食物赴其墳地祭掃，識與不識者均奔集其墳地，相沿成習。鄉民們稱之為清明“吊柳七”或“吊柳會”。宋代此俗的形成反映了當時社會最下層、受壓迫最深的妓女階層追求幸福的家庭生活的渴望。她們身居青樓賣幾朵笑，換一盅醉，笑裏醉裏都浸滿痛苦的血和淚。沒有愛情，沒有家庭的溫暖，生前沒有知心人和世人的理解，死後也不會有人墓前祭奠。因此，像柳永這樣一生流連青樓的多情風流才子，自然會被妓女們所尊敬仰慕，也許惺惺惜惺惺，同是身後無人祭，何不墳前一杯，遙寄情思呢？柳永能得妓女們的祭掃尚屬死後有幸，九泉亦可瞑目，更不幸者是妓女了。據《括異誌》記載，嘉興縣西南有晉代歌舞名妓蘇小小墓，墓前立一石碑，生前一代天香國姿，風流傾世，死後卻香消名泯，無一人祭奠。因此詩人徐凝《寒食》詩曾寫道：
嘉興郭裏逢寒食，落日家家拜掃歸，
隻有縣前蘇小小，無人送與紙錢灰。
這裏值得一提的是“紙錢”，有必要追溯一下其淵源。先秦時代墓葬時多葬實用流通的帛布，到了漢代才有專門供喪葬用的冥錢，也叫“瘞錢”。這種冥間所用的“瘞錢”按流通錢幣鑄製，但往往粘連一起，錢型也小得多，像榆莢，故亦稱“榆莢錢”。漢魏墓葬中，考古時屢有發現。到唐代始有剪紙為錢在墓前焚化。所以《舊唐書·王嶼傳》雲：“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裏俗稍以紙剪錢為鬼事。”《唐書》還記載顏真卿、張司業家祭時不用紙錢的記載。王建《寒食行》詩中也寫道：“三日無火燒紙錢，紙錢哪得到黃泉。”可見唐代已有清明燒紙錢的風俗流行。到了五代及宋時，燒紙錢不僅十分普遍，而且紙錢的花樣形製也日益增多。如都癋《聽雨談》雲：“金銀楮錠及錢，始於五代。”《清異錄》亦記載：“周世宗發引之日，金銀錢寶皆寓以形，而楮帛大如盞口，其印文為：黃曰‘帛台上寶’，白曰‘冥遊亞寶’。”到了宋代，紙錢有的剪為圓錢形，有的製為元寶形，形式多樣，後世發展為紙蟒，象征其錢之多。紙錢風俗實質上反映了中國古人事死如生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