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魏晉，又增添了燈節祭門戶、祀蠶神、迎紫姑的風俗。按《荊楚歲時記》記載：祭門戶的儀式是製作豆粥，上加油脂以此祭祀門戶；先在左右門戶插上水楊枝，根據楊樹枝受風飄動所指的方向，再用酒肉食品及插上筷子的豆粥、糕餅等來祭祀，稱“望日祭門”。為什麼要如此祭祀呢？《齊諧記》記載：正月半，有位神仙降臨到以養蠶為業的陳氏家宅，說“若能見祭，當令蠶桑百倍”。《續齊諧記》中也有類似的記載，但是更為詳細。在正月十五日，吳縣居民張成夜間起來，看見一個婦人立在房宅的東南角，對張成說：“我是這地方之神，明年正月十五，要煮碗白米粥，上麵加蓋些肉脂來祭祀我，我會使你家蠶業興隆。”說罷就不見了。張成按照她所說的辦法祭祀，從此養蠶業年年豐收。由於這個傳說的影響，魏晉南北朝時，時人每到正月十五都做粥祭祀，並加肉覆蓋在粥上來吃。吃這種肉片蓋粥還有個講究，就是要登上屋頂去吃，邊吃邊念叨：“登高糜，挾鼠腦，欲來不來？待我三蠶老！”據說念叨這種祈神咒語，還可以為蠶驅鼠。顯然，他們祭祀的是蠶神。這種習俗是中國農業文化在風俗上的反映。
更有趣的是“迎紫姑”，以卜將來蠶事好壞。按南朝宋人劉敬叔《異苑》：紫姑本是一戶人家的小妾，為正房大婦所嫉妒，於正月十五日氣憤而死。後人做其形而迎接她。迎時要念咒：“子胥（紫姑丈夫之名）不在，曹夫人（即其大婦）已行，小姑可出。”迎紫姑時要在廁所邊或豬欄邊，如果手中的紫姑形象物變重，就是紫姑神來了。迎紫姑還要在廁中置破舊衣裳。據說有平昌孟氏曾於正月十五日試迎了一次，紫姑竟“穿屋而去”。看來當時人們對這一點深信不疑。這個為人做妾的紫姑顯然是勞動人民按照自己的想象而創造的神，所以她地位卑賤，穿破舊衣服，活動於廁所或豬圈欄旁。也還有一種較為高貴的說法，《洞覽》記載：紫姑“是帝嚳女將死，雲‘生平好樂，至正月可以見迎’”。那麼，紫姑又成了一位公主。迎紫姑時廁所裏麵必須安靜，然後才能招來紫姑。《異苑》又說：陶侃入廁，見人自稱“後帝”，穿一件單衣，戴平頭巾，對陶侃說：“三年莫說，貴不可言！”後來陶侃果然發跡，從一個小縣吏，漸升為郡太守、荊州刺史。在討伐蘇峻、祖約叛亂時，累立戰功，被封為征西大將軍，任荊江二州刺史，督八州軍事，威名赫赫。他忠於職守，四十年如一日，不飲酒，不賭博，常勉勵人要珍惜寸陰。當時社會風氣崇尚玄學空談，吏治腐敗，而他卻政績卓著，曆史上頗負盛名。陶侃是一位著名的曆史人物，他是否見到後帝，不必詳加考證，但當時人們確有迎紫姑的習俗，把紫姑說成後帝，不過是抬高紫姑的身價而已。
值得深思的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為何會出現祭門戶、祀蠶神、迎紫姑的社會風尚呢？從曆史上看：自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開辟了“絲綢之路”，到魏晉之際，在這條“絲綢之路”上，商人、使節冠蓋相望，絡繹不絕。而當時中國最著名的特產就是絲綢，也是輸向西域的最大的“出口商品”。過去一貫自給自足的絲綢業，受到外來商品貿易的刺激，急需擴大。與此同時，賦稅製度的變化也刺激了絲織業。兩漢時代施行租賦製，除土地按糧食交“什一稅”外，其他丁賦、口賦、算賦都是以錢計算。而到東漢末年，天下動亂，戰禍連年，小農經濟被破壞，從而引起了貨幣混亂。曹操在打敗袁紹、攻破鄴城時，改革租賦製為按戶征收實物的戶調製。收田租每畝四升，每戶出絹二匹，綿二斤。這個製度出現以後，曆經魏晉南北朝直到隋唐都沿襲了這個方法。於是原來的絹和絲綿便上升為等價物的貨幣地位。不僅交稅要交絹綿，而且在交易市場上往往以絲織品作為貨幣的等價物。因而當時的政府大力提倡種桑養蠶。像《三國誌·魏書·倉慈傳》注引《魏略》就有督令民“整阡陌，樹桑果”的記載。西晉時又把戶調數量增為絹三匹，綿三斤。北魏孝文帝實行均田製時規定每個男子授“桑田二十畝”。隋唐時也規定有永業桑麻田。因此，種桑養蠶成了當時農業的重要收入，蠶業能否豐收關係到賦稅交納及人民生活。由於人們企望養蠶業的豐收，自然就會重視蠶神。祭門戶、祀蠶神、迎紫姑無不與養蠶有關。正月十五，正是孟春之季，桑樹開始抽條發芽，當此之時，人們務實而不務虛，形成祭蠶神的風俗是自然而然之事。這一時期關於觀燈方麵的記載很少，梁簡文帝作有《列燈賦》，陳後主寫過《光壁殿遙詠山燈詩》，這些燈究竟是否指的是元宵花燈，一時難以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