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宋元明清時代的年節(1 / 3)

隋唐以後,年節娛樂活動越來越豐富多彩,過年節的時間也延長了。

漢魏至唐初,門懸葦索,以桃木板畫神荼、鬱壘作門神的風俗,到唐末五代時就變為以鍾馗作門神。據《唐逸史》及沈括《補筆談》記載:開元年間唐玄宗因疾病臥榻月餘,忽然一夕(《唐逸史》作“晝臥”)夢見一大一小兩鬼,小鬼身穿絳色衣,牛犢鼻,赤跣一足,另一足拖著破鞋,來盜竊楊貴妃的紫香囊和玄宗皇帝的玉笛,玄宗繞殿奔逃。這時頭上戴帽、身著藍裳、袒露一臂的大鬼,上前捉住小鬼,刳目而食之。唐玄宗驚問道:“你是誰?”大鬼回答:“臣鍾馗,即武舉不捷之士也,誓與陛下掃除天下之妖孽。”唐玄宗夢中一驚,醒後覺得病好了。於是召當時著名畫家吳道子,告訴他夢中所見形象。吳道子不愧為一代畫壇大師,聽完後揮灑丹青,一時便畫了出來。唐玄宗見畫大悅,給吳道子犒賞百金,並詔告天下說:“靈祗應夢,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實須稱獎。因圖異狀,頒顯有司,歲暮驅除,可宜偏識,以祛邪魅,兼靖妖氛。”

沈括在《補筆談》中記載:北宋皇祐年間(1049-1054),在金陵上元縣(今南京江寧縣)發掘一塚,是南朝劉宋時征西大將軍宗愨之母鄭夫人的墓。鄭夫人乃是漢大司農鄭眾之女(此處年代應有誤,沈括原著如此),宗愨有妹名鍾馗。他考出後魏時有李鍾馗,隋將中有喬鍾馗、楊鍾馗。因而認為“鍾馗之名從來遠也,非起於開元之時,開元之時始有此畫耳”。清代顧祿《清嘉錄》中引《楊慎外集》雲:“鍾馗即終葵,古人多以終葵為名,其後誤為鍾馗。俗畫一神像貼於門,手執錐以擊鬼。好怪者遂以相傳鍾馗能啖鬼,又作鍾馗圖,言鍾馗為開元進士,尤為無稽。”他認為鍾馗之名由來已久,隻不過是開元年間才有畫像而已。可是,若按《唐逸史》所載唐玄宗批吳道子畫鍾馗像“因圖異狀,頒顯有司”的記載,則似乎開元之前已有畫像,隻不過圖形各異而已。唐代張說有《謝賜鍾馗畫表》,劉禹錫有《代劄相公及李中丞謝賜鍾馗曆日表》等文,可見唐代畫鍾馗像頗多。《五代史·吳越世家》記載:“歲除,畫工獻鍾馗擊鬼圖。”沈括《補筆談》記載:“北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上令畫工模榻吳道子鍾馗像?版。除夜,遣內供奉官梁楷就東西府給賜。”可見五代至北宋時,在年節除夕夜,貼鍾馗像為門神已成習俗。所以吳自牧《夢粱錄》也記載除夕夜“淨庭戶,換門神,掛鍾馗,釘桃符”。《東京夢華錄》記載,不僅門上掛鍾馗像,而且宮廷除夕大儺儀式中還有裝扮鍾馗及其小妹的。宋代畫鍾馗像時,還在旁邊畫一女子,說是鍾馗的小妹。明代又有了《鍾馗嫁妹圖》,清代還出現了鍾馗嫁妹的戲劇。李福《鍾馗圖》詩描寫鍾馗形象雲:

麵目猙獰膽氣粗,榴紅蒲碧座懸圖。

仗君掃蕩麼麼技,免使人間鬼畫符。

盧毓嵩詩中描繪鍾馗形象:

榴花吐焰菖蒲碧,畫圖一幅生虛白。

綠袍烏帽吉莫靴,知是終南山裏客。

眼如點漆發如虯,唇如猩紅髯如戟。

看盡人間索索徙,不食煙露食鬼伯。

大紅色如榴花吐豔,大綠色如菖蒲澄碧,畫家藝術加工出來的鍾馗像,身著綠袍,頭戴烏帽,腳蹬吉莫靴;眼若點漆,亂發如虯,腥紅嘴唇,長髯如戟,好一幅惡森森吃鬼的凶相!但是,把鍾馗當門神不久,他就登堂入室,掛進了中堂。也許是鍾馗在人們心目中地位升高了,不便再勞駕他看守門戶;也許是他隻是一人,不能守門之兩邊。總之,鍾馗的門戶神位到了宋末又讓位給秦瓊與尉遲恭。

秦瓊字叔寶,尉遲恭字敬德。他們是唐太宗時的兩員名將,淩煙閣上的開國功臣,秦叔寶被封為胡壯公,尉遲敬德被封為鄂公。據《三教搜神大全》記載:唐太宗李世民患病不愈,寢殿門外晚上鬼魅呼號,拋磚甩瓦,夜不能寐。唐太宗將此事告知群臣,秦叔寶上殿奏道:臣願與敬德戎裝站在門外來保護陛下。唐太宗同意了,這一夜果然沒有驚擾。太宗命畫工畫二人圖像,掛在宮門左右,以祛邪祟。後來漸漸傳到民間,取代鍾馗,作了門神。直到近現代,民間仍貼二人像為門神。家雪亭《土風錄》認為:“俗多用秦叔寶、尉遲敬德,蓋本唐小說也。”這個看法頗有一定道理,宋明之際,話本小說興起,多取材於唐代曆史素材。民間多以秦叔寶、尉遲敬德作門神也就很自然了。宋代趙與?的《賓退錄》記載:“除夕,用鎮殿將軍二人甲胄裝門神。”按道家解釋:左邊稱做“門丞”,右邊稱為“戶尉”。秦叔寶、尉遲敬德生前為唐代開國功臣,被封為國公,死後卻屈居“門丞”、“戶尉”,大約是他們始料所未及的吧。陸偉堂詠《門神詩》寫道:

魁壯畫圖傳,相逢又一年。

懸桃分度索,輔李識淩煙。

要藉當關壯,能為辟惡先。

還嬴鍾進士,重五暫乘權。

郭?伽《淮陰歲除·詠門神》詩寫道:

金碧家家燦,遷除歲歲忙。

侯封沿漢號,劍佩儼唐裝。

這兩首詩都生動地反映了當時民間除夕掛門神的風俗。據袁?《楓窗小牘》記載:“靖康(宋徽、欽二宗年號)以前,汴中門神多番樣,戴虎頭盔,王公之門,多以渾金飾之。”後世多畫朝官、將軍像。但是,以秦叔寶、尉遲敬德作門神者大多是平民百姓,而“搢紳之族,多不用之”(吳曼雲《江鄉節物詩序》)。據陸啟浤《北京歲華記》記載:“元旦,貴戚家懸神荼、鬱壘。”可見王公貴族選門神仍沿古風,隻是民間用秦叔寶與尉遲敬德作門神。吳曼雲《江鄉節物詩》詠門神道:

盱目掀髯慣避邪,除書新換記年華。

笑君隻是春來燕,盡入尋常百姓家。

不論貴族所貼的鬱壘、神荼,還是民間所貼的秦叔寶、尉遲敬德,都是每年一換,而且換門神十分講究。門神或彩畫五色,或印彩於紙,碧綠丹青,色彩斑斕。換門神還必須在除夕夜分,兩年相交的亥子時進行。根據各地府、縣誌記載,這個風俗大致相同。

由於門神風俗的影響,加之文化發展,印刷術興起,唐末宋初之時,又出現了年畫與春聯的新風俗。

年畫與門神畫關係極為密切。神荼、鬱壘、鍾馗、秦叔寶、尉遲敬德幾位門神本來帶有驅邪魔鬼魅、避凶就吉的迷信色彩。但漢魏之時,雕刻繪畫神荼、鬱壘的形象不易,隻好寫兩人的名字。唐宋時雖然畫起來較為麻煩,但唐代出現了雕版印刷術,宋代印刷術已相當普及,繪畫技術與印刷術已能融合發展,相得益彰。印起來卻很容易。北宋神宗年間已有印鍾馗畫像的記載。印出來的門神不僅可供避凶驅邪,而且有裝飾觀賞價值,給春天增添了喜慶之氣。

在宋代又由印門神而逐步演化出各種木版年畫。木版年畫分為著色、套色二種。現存最早的木刻年畫是宋版的《隋朝窈窕呈傾國之芳容》,畫著王昭君、趙飛燕、班姬、綠珠,習慣上稱之謂《四美圖》。到了明末清初,我國已出現了以三大派為主的民間木刻年畫,即天津的“楊柳青”、蘇州的“桃花塢”和山東濰縣的年畫,在中國版畫史上享有重要地位。傳統年畫多為木刻水印,線條單純,色彩鮮明,畫麵熱鬧,多以曆史人物、花鳥風景、五穀六畜為題材。到了清末及近現代,年畫花樣翻新,種類繁多。從風格特點來講,天津“楊柳青”年畫纖巧細膩,典雅優美;山東濰縣和蘇州“桃花塢”以粗壯樸實、著色濃重、畫麵熱烈見長;北京及西北一帶的年畫又講究粗獷豪放,色彩對比強烈;漳州年畫黑底粉印,絢爛凝重,別具一格。此外,四川、廣西、上海等地年畫都各具特色,五彩繽紛。總之,我國傳統的年畫藝術深得民間喜愛,也頗受國際友人的讚賞,解放後又有了很大發展。

年畫興起與貼門神之俗有關係,春聯倘若探幽溯源,也是從門神開始的。

春聯,又名對聯、門對、門貼。最初,人們在桃符板上寫門神、畫門神、印門神,後來桃符板逐步就失去了原來的意義。人們在上麵寫一些吉利詞句。據黃休復《茅亭客話》記載:五代時後蜀每到除歲,諸宮門各給桃符一對,一般都是上題“元、亨、利、貞”四個字。當時蜀太子長於文詞,“善書劄”,在本宮策勳府桃符上題了“天垂餘慶,地接長春”八個字,“以為詞翰之美”。一般認為這是中國最早的一副對聯。但是,關於中國最早的春聯記載不很一致,像《蜀?杌》又說孟昶自題桃符板雲:“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不論怎樣,春聯起源於五代時的後蜀,這一點是沒有多少爭議的。但“餘慶”二字含義不吉利,曆代被人們認為是亡國之音。

宋以來,除歲題寫春聯逐步發展成為流行一時的風尚。《宋史·五行誌》記載:宋代每當除夕日,“命翰林為詞題桃符,正點,置寢門左右”。《夢粱錄》也記載除夕夜“釘桃符,換春牌”,這種桃符春牌正是春聯的原始形式。宋代周密《癸辛雜識》記載:黃謙之題寫桃符的聯語為“宜入新年怎生嗬,百事大吉那般者”。到了明清時皇帝也常親筆題寫春聯。清人陳尚古《簪雲樓雜說》載:明太祖朱元璋每當除夕便下令公卿士庶之家都貼對聯,他還興致頗高地微服出行,逐門觀看春聯以為樂趣。有一次他微服出外,偶見一家獨無春聯,經詢問,方才知道是閹豬之戶,尚未請人書寫春聯,這時他詩興大發,揮筆題道:“雙手劈開生死路,一刀割斷是非根。”然後投筆而去。第二天他又去這家觀看,卻不見大門上懸掛對聯。詢問原因,主人說:“知是禦書,高懸中堂,燃香祝,為歲首之瑞。”太祖大喜,賞賜三十兩銀子,使其改行。從對聯的文學性來講,朱元璋題寫的這副春聯對仗工整、平仄協調,符合主人的職業,含義也高雅不俗。但陳雲瞻《簪花樓雜話》認為春聯之設起源於明太祖,看來不大符合實際,隻能說在明太祖時,春聯更加普及了。

清代的春聯已發展成多種形式,它不僅盛行於春節,而且在婚喪嫁娶、慶頌哀挽、社會交際、記事抒懷、國家大典、盛大宴會上都應用這種形式,不過在春節貼的稱“春聯”,其他則稱為“婚聯”、“挽聯”、“壽聯”、“賀聯”、“名勝楹聯”、“宅第聯”、“答贈聯”、“中堂聯”等等,名目繁多,成為一種應用十分廣泛的文學形式。對聯這時已衝破了節日喜慶的範圍,進入了名山大川、佛殿書院、亭台樓閣、園林畫苑、清泉仙洞、中堂書案以及迎來送往、嫁娶婚喪、祭祀大典、營建修造、店鋪開張、品題贈答、文人競技等各種領域。

就春聯而言,清代《燕京歲時記》說:“春聯者,即古之桃符也。自入臘以後,即有文人墨客,在市肆簷下書寫春聯,以圖潤筆。祭灶之後,則漸次粘掛,千門萬戶,煥然一新。”可見當時掛春聯風氣之盛。清朝乾隆皇帝就十分喜歡對聯這種文學形式,他常出對聯讓臣僚應對。乾隆南巡時,在南方經過一個名叫通州的小鎮,因想起河北也有一個通州,就出了一副上聯:“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隨從官員所對幾副下聯,乾隆都不滿意。後來有一名小侍發現通州鎮街道兩旁有幾家當鋪,靈機一動,吟出:“東當鋪,西當鋪,東西當鋪當東西。”乾隆一聽,拍手叫絕!立即嘉獎此人,並升官三級。上行下效,在清代,翰林學士、文人墨客、詩詞大師無不以題聯應對以炫耀才思。有的還用對聯來開玩笑。像清代著名大才子、主持編纂《四庫全書》的學者紀曉嵐就曾自作挽聯道:“浮沉宦海如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有一次紀曉嵐表兄牛稔文之子牛坤娶妻,請紀曉嵐寫一副婚聯,紀曉嵐寫道:“繡閣團圓同望月,香閨靜好對彈琴。”當時人們大加讚賞,覺得文詞雋雅不俗。第二天迎賓祝賀時,紀曉嵐才指著對聯說:“吾用尊府之典故,如何?”大家才恍然大悟,哄堂大笑。原來這副賀聯針對主人姓牛,同他開了個玩笑。上聯采用西晉滿奮在晉武帝前所說“臣猶吳牛,見月而喘”(見《世說新語·言語》)的典故;下聯暗喻“對牛彈琴”的成語,因為主人姓牛,所以說是用“尊府之典故”,雖是開玩笑,不能不承認這副對聯寫得妙趣橫生。由於春聯和各種對聯興盛,一般文人學士不僅自己創作對聯,而且集前人佳作成對聯。像“聿修厥德,長發其祥”,是集《詩經》語;“物華天寶日,人傑地靈時”是集王勃《滕王閣序》語;後邊又加一個字,天然成對。更多的是集唐人詩或者直接截取唐詩為對聯。吳孟舉有一首詩題詠此類寫對聯之風:

兔園本子漸無奇,不用冬烘費巧思。

除卻宜春方勝樣,家家傳寫盛唐詩。

由於寫對聯要上下聯字數相等,意義相近、相關或相反,平仄和諧入律,頗不容易,所以一般文人都藏有枕中應對的密本,以留不時之用。但直取現成詩句就簡單多了,不用冬烘先生們苦思冥想,除過春節掛的宜春方勝之類的單字,對聯直接截取唐詩,這也反映了當時春聯的一種風氣。今日春聯如百花盛開,佳作名聯,層出不窮,成為文學園地中一束獨特的奇葩,也是豐富人民文化生活的工具。

和春聯相關的就是春節時貼宜春方勝字。剪紅綠紙為方塊,大者如鬥,正方徑尺,小者如升,邊方數寸,上書“宜春”、“吉利”、“財”、“喜”、“貞”、“吉”等吉祥字眼。這種風俗追本溯源也很久遠,秦代離宮就有“宜春宮”、“宜春苑”,但沒有材料證明貼宜春方勝。但唐宋以後,確已盛行。像韋莊就有詩雲:“殷勤為作宜春曲,題向花箋貼繡楣。”但一般都在立春日祝頌新春時貼,後來也在春節時貼。像王沂公《皇帝閣立春帖子》詩句有:“年年金殿裏,寶字貼宜春。”《北京歲華記》就記載除夕貼宜春字。據《清嘉錄》記載:鄉村塾師與學書兒在春節都學書以賣,“多寫千金、百順、宜春、迪吉、一財、二喜,及家聲世澤等語”。周宗泰《姑蘇竹枝詞》詩中反映了這種風俗:

學書兒童弄筆勤,春聯副副賣斯文。

人來問價增三倍,不使鵝群籠右軍。

詩中“不使鵝群籠右軍”句,用了王羲之書換白鵝的典故。這種方勝字也被人歸入春聯一類。現代此風尤盛,例如寫“招財進寶”、“新年大吉”等語。方勝一般貼在門楣、穀囤、米缸上麵。“歡樂圖”則又是一種形式,主要盛行於江浙吳越一帶,北方亦有少數地區貼。剪紙或畫方勝為人物故事,取意歡樂,或合家歡樂,稱歡樂圖。有的歡樂圖上還貼福、祿、壽、禧等字,也有旁邊再寫小對聯,稱“歡樂對”者。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普及民間的除夕驅儺儀式,到了宋代以後發展得更加形式多樣。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與吳自牧《夢粱錄》記載:宋代每至除日,禁宮中呈大儺儀,與唐代已不太相同。皇城的親事官及諸班值衛士都戴假麵具,穿繡花色衣,手執金槍龍旗、畫水刀劍、五色龍鳳、五色旗幟等。再從教坊優伶中選那些身材魁偉的,身著全副金鍍銅甲,裝作將軍;並用鎮殿將軍二人,也是介甲貫胄,裝成門神;在教坊選又黑又凶惡肥胖的人化裝成判官;還有化裝成鍾馗小妹、灶神、土地神以及六丁、六甲、神兵、五方鬼使、神尉之類的共一千餘人。然後從禁宮中鼓吹驅邪祟,出南熏門東華門外到轉龍灣,謂之“埋祟”而散。除夕驅儺後,禁宮中爆竹連天,震動整個京城!據陸遊《老學庵筆記》所記:北宋政和年間(1111-1117)宮中為了舉行驅儺儀式,下令桂府進奉麵具,開始進奉一副,後來進到八百具為一副,“老少妍醜,無一相似者”。後來桂府凡製作麵具者都因此而致富。從當時驅儺儀式用麵具之多,也可窺其儀式的盛況。製作麵具也不僅是桂府,據洪邁《夷堅誌》記載:“入郡適逢廛市,有搖小鼓而售戲麵具者。”當時製賣麵具多的原因,不僅是宮廷驅儺要進奉,而且民間也盛行驅儺。

頗為有趣的是宋代以後民間儺舞還有跳灶神、打夜胡等名稱,雖然活動形式不一,但都屬於驅儺性質。《東京夢華錄》就記載進入臘月以後,“即有貧者三五人為一火(夥),裝婦人神鬼,敲鑼擊鼓,巡門乞錢,俗呼為打夜胡,亦驅祟之道也”。這種三五個貧窮的人用“打夜胡”的驅儺方式來乞錢,從藝術上講是繼承了唐代民間小儺戲的形式,貧者以此乞錢類似街頭賣藝,也反映了宋代民間的貧困生活。其所以叫做“打夜胡”,按楊彥齡《楊公筆錄》記載:傳說唐敬宗善擊球,每至夜間,在宮苑中以自捕狐狸來取樂,稱之為打夜狐,因此,俗稱歲暮驅儺謂之打夜狐。因為古人迷信狐狸能成精,打夜狐也有驅祟的意思。久之音訛也就叫做“打夜胡”。有趣的是不僅宮廷“打夜胡”,而且民間也是如此稱呼。趙彥衛《雲麓漫鈔》記載說:“世俗歲將除,鄉人相率為儺,俚語謂之‘打夜胡’。”

這種民間驅儺儀式,從宋代以後直到明清一直很盛行,而且不斷發展和變化。名稱不僅有“打夜胡”,還有“跳灶王”、“跳鍾馗”等。唐代已把灶神稱為炊王,如李廓《鏡聽詞》就有“匣中取鏡辭灶王”之句。家雪亭《土風錄》中認為《秦中歲時記》記載的除夕進儺的儺公、儺母即是灶公灶母。褚人獲《堅瓠集》記載:“今吳中以臘月一日行儺,至二十四日止,丐者為之,謂之‘跳灶王’。”清代顧祿《清嘉錄》描繪當時蘇南臘月跳灶王的風俗很有特色。進入臘月以後,“乞兒三五人為一隊,扮灶公、灶婆,各執竹枝噪於門庭以乞錢,至二十四日止,謂之跳灶王”。這種跳灶王的人塗粉墨於麵,跳浪街頭,各戶居住人家都施舍錢米,升合多少不等。因為到了臘月二十四,灶王要上天,跳灶王不僅含有驅邪祟的意思,而且要灶王“上天言好事”。到了臘月二十四要送灶神上天,所以跳灶神到二十四截止,到了除夕又接灶神。根據全國府縣方誌來看,這種跳灶王之俗,主要在我國東南盛行,北方(除個別地方外)很少見於記載。周宗泰《姑蘇竹枝詞》描寫跳灶王風俗詩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