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家理發店有著一百年曆史了，門楣上“理發店”三個字描了又描，不知描過多少次了，陳師父說，距上次描它，也應該有二十幾年了。
像這條街上所有的店麵一樣，理發店前貼大街，後抵鵲江，漲水的季節，水爬到後門台階，水壺要燒水，跨出後門口就是。
這條大街上有幾百家店鋪，一百年來，沒有一家店鋪不時常地發生著變化，頭十年賣布的，後十年或者就改成賣百貨了，再過十年，又開始做小吃了。做生意沒有不迎合市場的，但一百年間，不論社會發生何種變化，人都得解決這頂上之事，因此，理發店的生意永遠都不會改變。僅我這幾十年來，進這家理發店理發的人像割韭菜一樣一茬一茬的，但理發的師父還是那幾個，朱師父、陳師父、劉師父，楊師父。他們十幾歲開始在這裏學徒，滿師後就留在店裏，從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摸過的頭不說上萬，也有幾千吧。摸過爺爺的再摸兒子，摸過兒子再摸孫子。他們自己也就這樣一點一點地老起來。
那時候，門前的大街不會是如此冷清，理發店是這條街上最熱鬧的地方，從早到晚，店堂裏都是熙熙攘攘。冬天，店堂中央生著一隻火爐，火爐的白鐵管子從頭頂上穿過去，一直穿到門楣的玻璃孔上，玻璃孔上的白鐵管子一天都絲絲地冒著白氣，理發店一天也都是暖和和的。夏天，從江麵上掠過來的穿堂風吹走了店堂裏所有的暑氣，頭頂上再吊一隻用馬糞紙做的長方形的大扇子，一根繩子穿過滑輪，雇來的孩子扯著那根繩子，頭頂上的扇子緩緩地擺動著，理發店裏就有了一陣一陣的自來風。
一百年過去了，理發店早已呈現出蒼老之色，但它仍頑強地存在著，存在在這條逐漸冷落的老街上。那兩排從德國運來的理發椅笨重是笨重了些，但它看起來依然結實，無論是坐墊還是靠背，都很適合人的體型，顧客坐在上麵，一點都沒有不舒服的感覺。貼在牆上的大鏡子每一麵都生滿了水鏽，但鏡子裏的人卻一點都不變形，乃至台子上黑黑的剃頭箱子，都是我小時候見過的。師父們還是習慣用推子給人推頭，用老式剃刀給人刮臉，用一根細細的銅耳扒替人掏耳朵。朱師父說，很多人就是衝著這個來的，他們來理發，好的就是掏耳朵。我的鄰居老飆是這店裏的常客，他說，掏耳朵那一刻的舒服，給個縣長也不做。
九歲那一年，我終於擺脫了魏馱子的剃頭挑子，第一次坐在那張寬大的理發椅上；我當然也不會忘記最後一次在這裏理發的日期。那天清晨，父親這棵大樹的最後一片葉子即將飄落，母親悄悄附在我耳邊說，趁著你老子還有一口氣，你去把頭剃掉。我知道，父親過世後，是要留七頭的，要做七七四十九天孝子。那天幫我理發的仍是朱師父。
朱師父剃過的頭像地上的頭發一樣多，他當然不記得這些，也不記得我了，但我一說起我父親的名字，他立即就想起來了。他說，那時候，你父親沒事就捧隻茶杯坐在那張椅子上，你父親會談三國，還會談水滸，人是好人，就是脾氣直了些。
九十一歲的朱師父退去有十多年了，他的家就在理發店隔壁，雖然不理發了，但他仍像過去一樣，早上一出門，他就進了理發店。奇怪的是，他從不在理發椅上就坐，而是坐在靠近門口的一張長條凳上。他坐在那裏，雙手攏在袖子裏，看著進進出出店堂裏的人，看著門口那條老街上來來往往的人，一天的時光很快就過去了。
現在，來這裏理發的人越來越少了，山上新鎮開了幾家發廊，除了一些中老年人，年輕人是不肯進這家理發店的。雖然如此，每到下午三四點鍾，店堂裏還是會熱鬧起來，大到米歇爾夫人的短裙長襪子，小到小菜的價格孫子的作業，理發店儼然就是一處新聞發布場。
每次我回大通，都要在理發店坐一坐。朱師父退休了，楊師父也退休了，現在，店裏就剩下陳師父以及另一個我不認識的師父了。陳師父說，我都七十好幾了，明年，我也要退休了。他指著那開始坍塌的一處屋頂說，它也要退休了，一百年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