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底，這樣的人沒有將詩教轉為己用，是自己被詩牽著鼻子走。對於紙上談兵者，孔子不欣賞。
13。6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上章言詩教，其實任何一種教化都是法門、是方法、是路徑，卻不是目的地。但無論通過何種法門，目標、宗旨都是一樣的。希望培養出身正，並且可以為政的君子。“正”是君子的根本，“正”本身就是影響力。上行下效，自身正，不令而行；自身不正，雖令不從。
本篇第三章談正名，本章談正身。正名與正身就如同是知與行，不可分。
13。7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上下關係之間有影響力，但影響力的產生不僅存在於上下關係之間，還存在於兄弟關係、朋友關係之中。魯國和衛國之間，就如同兄弟關係。這種關係可追溯到周初之時。魯國是周公旦的封地，衛國是康叔的封地，周公旦和康叔同為文王之子。兄弟之間，貴在兄友弟恭，團結和睦，友好相處。
13。8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衛公子荊：衛國大夫，字南楚，衛獻公的兒子。
善居室：善於居家理財。
苟：差不多。
合：足。
孔子誇讚衛公子荊善於居家理財。在剛開始有一點財富的時候，他就認為“差不多足夠了”；再稍多一點的時候，他說“差不多完備了”；更多一點時，他認為“差不多完美了”。
這樣看，對於財產的從無到有，衛公子荊的心態是始終如一的，總是認為是足夠、完備又完美的。這種心境源於知足。老子曰“知足者富”，真正的富有是知足，知足才會知止，知足才有常樂。
13。9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適：往，去。
仆：駕車。
本章體現了孔子的政治理想。庶，即人口眾多；富，即生活富裕；教，即教化。這是孔子傳承王道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家富強的必備條件。三者是依次遞進的關係，人口和物質財富是基礎，而最終還是要教化人民，修養人心。
13。10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期月：一周年。
對於自己清晰的政治理想，孔子當然是希望“學而時習之”，自己的學說能夠為時代所接受，學有所用。他說“如果有國君肯任用他，一年就可以做出成績，三年就可以成功”，實現前章所說的“富之”“教之”。
這是一份自信，自信源於自知。孔子以他的行動實現過自己的目標。在《孔子家語·相魯》篇中有這樣的記載，孔子在今天汶上西的一個小鎮中都，出任地方長官一年，使得民風淳樸，百姓安居樂業，四方諸侯前來學習。孔子認為此法不僅可以治魯，還可以治理天下。第二年升為司空，使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後由司空為魯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可以看出此言不虛。
但細讀本章，再結合上章他所講到的“庶矣、富之、教之”，這些完備的政治理想，孔子所言除了自信，還有種複雜的情感。如此有才，終是不遇，亦有幾分對時世的無奈與感傷。
13。11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無論是自信的踐行，還是懷才不遇的無奈與感傷，孔子的堅定，對於王道精神的闡發與力行，從未改變。孔子說：“‘任用善人治理國家，經過一百年，也就可以消除殘暴，廢除刑罰殺戮。’這話說得真對呀！”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可是在現實生活中，有些為政者隻關心政績，關心GDP，關心所謂的“硬指標”。關於大治，關於善政，關於民風的樸實，關於民心的純正，這樣的追求能打動他們嗎？
13。12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不管能不能打動這些所謂的“政治家”，孔子還是要講，“如果有王者興起，也一定要在三十年之後才能實現仁政”。也就是講實施王道政治，追求民風的樸實，關注民心的純正，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大業。實現移風易俗需要時間，需要足夠的耐心。
13。13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關於“正”的話題，僅在本篇就是第三次談到，難道孔子真的是“迂”了？莊子說得好，“以重言為真”。凡是重複出現的，多次強調的就是真知，是重點。
在《孔子家語·大婚解》篇中，孔子表白得更為直接，他說：
夫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君不為正，百姓何所從乎？
可與本章對讀。
13。14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晏：晚。
有了“正”在，就能校出“偏”；有了“對”在，就能校出“非”。
冉求退朝回來。孔子問他為什麼回來得這麼晚呀。看來，要麼就是這師徒的生活起居在一起，要麼就是下班後要先到老師這裏來報到，的確是事師如事父。冉求說“有政”，孔子校正他是“事”。孔子說若是有政，即使國君不用我了，我也會知道的。
原來“政”與“事”看著相似，但不同。政即國政，事即家事。冉子為季氏的家臣，當是私朝，在孔子眼中分明是處理一些“事”，用“政”便是名不正言不順。也就是講，即便在當時，魯國權力的實際掌控者是季氏，但在孔子眼中“非此”，不是這樣的。他所尊崇的是名正言順的魯公室，盡管魯公室不給力，孔子也從沒想過要易主。這樣看，孔子好像是隻知道直行，不知拐彎。
13。15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幾：期望。
一言就可以興邦，有這樣重要的一言嗎？麵對魯定公的問題，孔子認為怎麼能對一言寄以如此高的厚望呢？說話不能這麼絕對。但一定要說一言，就是人們講的“為君難，為臣不易”。如果對為君之難進行真切的思考，將是百姓之幸，近於一言可以興邦。
反過來講，一言就可以喪邦，有這樣重要的一言嗎？孔子還是認為，怎麼能對一言寄以如此高的厚望呢？說話不能這麼絕對。但一定要說一言，就是君主自認為“我做君主並沒有什麼可高興的，我所高興的隻在於我所說的話沒有人敢違抗”。如果說得對而沒有人違抗，不也很好嗎？如果說得不對而沒有人違抗，那不就近乎於一言可以喪邦？
這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理應好好體會。
13。16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說：通“悅”。
葉公：春秋時期楚國的大夫。沈尹氏，名諸梁，字子高，因封地在葉（今河南葉縣），故稱葉公。
使近處的人心悅誠服，遠方的人前來歸附，實在是政治治理的至高境界。如何能夠做到此？孔子曾講到古代的王道政治。《孔子家語·王言解》篇中，係統表述了關於王道政治的一套“說法”。
其中，內修“七教”是王道政治精神的核心：
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
在上位的人尊敬老人，那麼百姓會更加孝順父母；在上位的人以年齡排列尊卑先後，百姓對年長於自己的人也會更加恭敬；在上位的人樂善好施，百姓也會更加仁慈、寬厚；在上位的人親近賢人，百姓也會選擇品行端正的人做朋友；在上位的人推崇德行，百姓就不會隱瞞事實；在上位的人憎惡貪婪，百姓就會以爭奪為恥；在上位的人清廉禮讓，百姓也會以不講禮節為恥。
這七教的本質是在確立榮辱觀，引導百姓以何為榮，以何為恥，自動校正、歸位，成為治民的根本。政教定，則本正。老百姓的行動就看風向標，上行下效。上麵正了，就物正、人正。七教順利施行，就會實現教化的理想境界。這個境界是：
君主立仁於己，片刻不離，身體力行，如此則大夫忠誠而士講信義，百姓敦厚，風俗淳樸，男子厚道而女子貞順。教化隨著風遠播，推廣到天下四方，無所不至，亦可以遍及於百姓之家，無所阻塞。以禮製區別它的貫徹實行，以信義作為它的實行基礎，以和順作為它的推行方式，那麼百姓摒棄惡行就如同熱水澆灌積雪，無不消融。
用今天的話講就是到處都是正能量，即使是有惡人惡事，百姓亦深以為恥，果斷棄之。
王道政治以政治精神為核心，更關注以政治體製來落實。第一步，要考慮的是社會體製問題，解決解放生產力的問題。如周代實行的是“分封製”。各個諸侯國以一統為大，追求精神信仰上的統一，定期朝拜周天子，同時又因地製宜，最大限度地發揮主觀能動性。
第二步就是分派官員到各地視察考評，到基層了解情況，保持政策上的一致。通過考評，進用賢良，退貶庸人。這樣做，自然是“賢者悅”。這裏的“賢者悅”不僅是喜悅，還代表著“心悅誠服”。不賢的人感到的是惶恐和不安，從而不敢為非作歹。由於賢達的人心悅誠服，就又一次形成了貫徹執行王道政治的強大力量，上下形成合力。將政治的重點放在：
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才能。
哀憐無依無靠的鰥寡之人，撫養無子、無父的孤苦之人，救濟貧窮無助的人。總之，就是關注弱勢群體，實現老、幼、貧、弱各有所養，實現社會和諧。結果就是：
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說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
近悅遠來，就由此而來。
13。17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莒父：地名，魯國的一個城邑。
實現“近者悅，遠者來”是一項係統工程，需要全盤的考慮，需要足夠的耐心，更需要將心比心。欲速、貪求小利，王道政治便不會通達與實現。當然，不僅是為政如此，關於理想的實現，信念的追求都是如此。
13。18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本章的話題，稱得上是儒家文化史，甚至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公案，幾千年來爭論不休。到了近代，有學者專門組織專家從法學、倫理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多方麵來討論這個話題，可謂眾說紛紜。也有人據此否定孔子思想，認為儒家“親親相隱”的血親倫理原則，是現實生活中徇情枉法、任人唯親等腐敗現象滋生的根源。果真如此嗎？
先表述下這個故事的全貌。葉公告訴孔子：“我們這裏有一個正直的人，他父親偷了羊，他便告發。”孔子說：“我們鄉裏正直的人和你們的不同，發生了這樣的情況：父親替兒子隱瞞，兒子替父親隱瞞——正直便在其中了。”
父親偷了一隻羊，兒子將其告發，直接送到派出所是最好的處理方式嗎？有沒有另外更好的處理方式呢？比如勸說父親主動將羊交出來，承認錯誤，或者其他？文化源於生活，回到生活的場域再來看這個問題，答案就會不講自明。在單位裏，有一名職工平時表現都不錯，一念之間犯了錯，看到同事的錢包放在一邊便起了歹意，順手偷了100元。這通過工作室的監控看得一清二楚。這時作為領導應該如何處理呢？是找到這名職工談話，希望他主動坦白，認識錯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還是直接在單位公之於眾，通報批評，按照規章處罰；還是直接就報案，交由公安部門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