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路》講讀。
本篇的開篇，孔子講到為政要“先之、勞之”，若是這樣還不夠，就再加兩個字“無倦”，看起來非常簡單。但是，孔子思想往往具有更多我們一眼看不到的智慧。為什麼要強調“先之、勞之、無倦”？大概是源於更多的人在觀望，在權衡，在比較，在不滿，在抱怨，也在沮喪。與其在被動中消極，不如主動出擊，這是本分。先之，就定下了為政的調子。
做好政治管理，將以何為先？孔子認為是正名。在政治體係中，名與實的關係就如政治製度與政治精神。要有政治精神，才能實行政治製度。但隻有政治製度，才能承載政治精神。正名的本質是正確的角色認知，各司其職，履行職責。當然，正名也不僅是指義務與職責，還是人在公眾社會中生存的基本權力。每個人都需要這種權力。
樊遲向孔子請教如何種莊稼、種菜，孔子都沒有講出具體做法。不知道就不知道了，他還認為樊遲是“小人”。不少人認為這是孔子輕視勞動，進而輕視勞動人民的“鐵證”。果真如此嗎？
麵對現實，有必要進行客觀真實的判斷，這實在是一種理性與科學的心理氣質。在這種心理氣質之下，才可產生洞達的認知、明智的行動，進而在社會發展、變化的曆程中擔負起自己的職責，抓住關鍵問題（如上好禮、上好敬），解決主要矛盾，使得百姓心悅誠服，背著自己的小孩來投奔。
要做到這一切，實在是需要既仁且智，需要以真正的勇敢和無畏來麵對可能出現的不理解，甚至是大部分人的不理解，而不是隻會講些百姓們愛聽的口號，或者是對虛妄的安慰寄予廉價的期望。這恰恰是聖賢，或者先知們的使命，有必要運用天命所賦予的最佳的理性、最開朗的思想來思考，開啟政治治理的智慧之門。如此，就真的不用自己去種莊稼，因為在種莊稼這件事上，有人會做得更好。
本篇的末章，孔子說不教民戰，就意味著對他們的放棄。孔子曾講到“足食、足兵、百姓的信任”是政治的三大立足點。在“食、兵、信”之間，孔子的價值排序是：信在首位，其次為食，再次為兵。必不得已而去之，先去兵。為何孔子又強調要教民戰事？
這實在是與我們文化的思維模式有關。本與末是一對，先與後是一對，心與身是一對，知與行是一對。在這一對又一對之中，一定要務本，一定要先之，本篇的開篇一直在強調關於先之，關於務本之事，但是不意味著要取此去彼，求本丟末，需要做的是統籌兼顧，一以貫之，兼顧、貫之於先後、本末間。
問題索引——
“先之、勞之、無倦”，看起來非常簡單。但是，孔子思想往往具有更多我們一眼看不到的智慧。為什麼要強調“先之、勞之、無倦”？
為政要任用賢才。但怎麼才能分辨賢才，並且任用他們呢？
做好政治管理，將以何為先？孔子認為是正名。君子所重視的不應該是關於“實”的話題嗎？為何要這般在意“名”呢？
樊遲向孔子請教如何種莊稼，如何種菜。他不好好答，還認為樊遲是小人。看來，孔子輕視勞動，輕視勞動人民鐵證如山。事實真的如此嗎？
關於“正”的話題，僅在本篇就三次談到，難道孔子真的是“迂”了？
使近處的人心悅誠服，遠方的人前來歸附，實在是政治治理的至高境界。如何能夠做到此？
“父子相隱”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公案，幾千年來爭論不休。有人則據此認為儒家“親親相隱”的血親倫理原則，是現實生活中徇情枉法、任人唯親等腐敗現象滋生的根源。果真如此嗎？
一個人，鄉親們都喜歡他，孔子認為不一定他就是個好人。鄉親們都厭惡他，孔子認為也不一定他就是個壞人。到底如何是好，如何是壞？
本章孔子說“善人教導百姓七年，也就可以叫他們去打仗了”。但是，善人教導百姓是為了讓他們去打仗嗎？
13。1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本章，子路向孔子請教如何為政。孔子的回答字數不多，分量極重。
先之，就是先行一步。恪盡職守，認真負責，履行職責。
勞之，就是去做。開始去做，堅持去做，付出不亞於任何人的努力。
無倦，就是耐力和韌性。一項事業的達成，不是百米短跑，更像是一場馬拉鬆，衝刺能力不是主要的考量標準，在更多的時候，需要耐力和韌性。所以，堅持很重要。但堅持不是硬撐，是在方向明確的前提下，進退有度，滿懷深情又無怨無悔。
“先之、勞之、無倦”，本質在講“去做，且要先行之，還要肯付出，無怨悔”，看起來非常簡單，但是，孔子思想往往具有更多我們一眼看不到的智慧。為什麼要強調“先之、勞之、無倦”？大概是源於更多的人在觀望，在權衡，在比較，在不滿，在抱怨，也在沮喪。
英文中有個單詞“game”，本質就是遊戲。中文詞意豐富，還可將它翻譯成“博弈”，且有了“博弈論”的說法。於是，人和人、人與工作之間的關係多處在博弈之中，像極了毛主席所講的戰術“敵進我退，敵退我進”。人們總是在比較、權衡、算計中決定自己所要付出的程度。這種“戰術”被廣泛應用於多個領域及各種社會關係之中。其中，老板與職工、人與工作之間的博弈頗具代表性。老板期望下屬幹起活來不遺餘力，職工希望老板發起獎金來也能不遺餘力。其實雙方的期望都是人之常情，問題是誰進誰退？於是，展開了一場博弈。
當職工對待遇不滿意的時候，可能會選擇另謀高就，筆者認為這是積極的做法。還有職工直接表明態度，“給我多少錢，就幹多少錢的活”！這態度乍一聽挺有道理，看似客觀、中正。問題是，這般負氣的話明顯帶有不滿意。當職工對待遇不滿意，認為老板付的薪水不抵自己的付出時，很自然的表現就是降低工作標準。當老板看到這降低標準後的工作質量時，心中甚是“慶幸”沒加工資。把活幹成這樣，現在給的待遇都感覺吃虧。於是，兩敗俱傷，仿佛又各有道理。孔子的觀點是：
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君子行事，就如同拿起彎弓射大雕，沒有射中，要從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能怪雕沒有飛好，沒有飛到自己瞄準的點上。任何博弈的雙方都需要從自己身上找原因，盡到自己的本分與本職。
在勸諫君主、卿大夫們為政時，孔子說：
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他還講：
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
他殷切地期望國君、領導們能夠厚愛下屬，事業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領導們的職責就是引領方向，樹立標杆，明教化，定政策，定機製，明示一條使人與人之間相敬如賓，各盡本分，通往美好生活的康莊大道。當然，他並不能保證把每個人都引上這條康莊大道。
在如何對待工作，如何對待領導，如何侍君方麵，孔子又有另外一番說法。孔子曰：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與其在被動中消極，不如主動出擊，這是本分。先之，就定下了為政的調子。
13。2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上章言為政要“先之”，等於是定調子，本章來談為政的整體框架。仲弓出任季氏家的總管，向孔子請教這個問題。孔子講了三個方麵：
一是建立健全組織機構，搭起架子來；二是以一顆寬容的心不計較小過錯；三是任人唯賢。
仲弓有疑：“我怎麼能夠做到分辨賢才，並且任用他們呢？”孔子說：“當然是舉薦你所知道的。你不知道的，即便是你不用，別人會舍棄他們嗎？”
能近取譬，是仁之方。任賢，首要知賢。若是不知賢，錯不在賢者，而要考慮考慮自己的問題：視野是否開闊？心胸是否豁達？
13。3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做好政治管理，將以何為先？孔子認為是正名。一名君子所重視的不應該是關於“實”的話題嗎？最好講些具體的為政措施，為何要這般在意“名”呢？子路認為自己的老師有點迂腐。
孔子知道自己這個學生沒有理解自己的意思，要好好給他講一番。按照孔子的套路，首先要說一說態度問題，關於為學的態度，不僅是就正名這一事而論事。孔子認為，君子對於所不知道的事情，應該采取的態度是存疑，知道自己不知道什麼。而不是如子路這般貿然地下結論，自己無知還認為別人是錯的。接著就奔往主題，為何政治要以正名為先？
名分不正，說起話來就不順當、不合理；說話不順當、不合理，事情就辦不成；事情辦不成，禮樂製度就不能興盛；禮樂不能興盛，沒有了標準，刑罰的執行就不會得當；刑罰不得當，一切都亂了套，百姓就不知怎麼辦好。所以，一定要定下一個名分，能夠理解透徹，說得明白，說出來一定能夠行得通。君子對於自己的言行，是從不馬馬虎虎對待的。
在政治體係中，名與實的關係就如政治製度與政治精神。要有政治精神，才能實行政治製度；也隻有政治製度，才能承載政治精神。正名的本質是正確的角色認知，知道自己是誰，他人是誰，大家是誰。每一種角色均有其職能所在，選擇具有勝任能力的人，履行職責，即為政治之道。在認知角色的基礎上，在其位，謀其政，遵循各自的行為規範，履行應有的責任和義務。所以，應該像君那樣去為君，像臣那樣去為臣，像父那樣去為父，像子那樣去為子。這一正名理念應用到社會關係的方方麵麵，就是在什麼位置說什麼話，居於某個名位，都要盡其職分、盡其義務，以使名實相符。由此推而廣之，穩定的社會關係就建立起來。
正名對於參與政治管理的各種角色來講，不僅意味著以文件的形式任命某某人員擔任某一職位，更意味著為政者、領導們要審視自己的角色定位。重視的是言傳身教。一級帶著一級幹，一級做給一級看。
當然，正名也不僅是指義務與職責，還是人在公眾社會中生存的基本權力，每個人都需要這種權力。
13。4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
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繈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圃：種菜的地方。
繈負其子：用寬布帶背著自己的孩子。
對於本章，不少人認為這是孔子輕視勞動，進而輕視勞動人民的“鐵證”。事實是，如何種莊稼，當然是要問老農。如何種菜，最應該問菜農。織布當然是要請教婦女，讀書當然是要請教先生。
麵對現實，有必要進行客觀真實的判斷，這實在是一種理性與科學的心理氣質。在這種心理氣質之下，才可產生洞達的認知、明智的行動。進而在社會發展、變化的曆程中擔負起自己的職責，抓住關鍵問題（如上好禮、上好敬），解決主要矛盾，使得百姓心悅誠服，背著自己的小孩來投奔。
要做到這一切，實在是需要既仁且智，需要以真正的勇敢和無畏來麵對可能出現的不理解，甚至是大部分人的不理解，而不是隻會講些百姓們愛聽的口號，或者是對虛妄的安慰寄予廉價的期望。這恰恰是聖賢，或者先知們的使命，有必要運用天命所賦予的最佳的理性、最開朗的思想來思考，開啟政治治理的智慧之門。如此，就真的不用自己去種莊稼，因為在種莊稼這件事上，有人會做得更好。
13。5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本章繼續談論關於“本”的話題。進行詩教，為的是“政能夠達於四方”。通過詩教，熏陶一個人溫柔敦厚的心性，培養出有德的為政者，從而“為政以德”。反之，若是偏離了這個根本，隻是能誦詩，處理政事不會靈活應用，出使四方不能獨立解決問題，即便是詩三百首全部背了下來，如此之多，又有何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