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數人會選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念之間的錯誤應該給予改正的機會。即便不是一念之間的錯誤，也是感化教育、使其改正才是最終目的。懲罰是手段，不是目的。所以，這個故事不是到了“父子相隱”就結束，而是有下一步的舉措，商量更符合“義”的處理方法。比如：主動將羊交出去，自首、認錯等，實現真義真孝，大義大孝。在孔子眼中，這是真正的“直”。麵對紛爭、矛盾，處理的根本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是以“直”的名義，搞得沸沸揚揚、世人皆知、不可收拾。如此，就是本末倒置、名實不分了。
當然，“父子相隱”的問題十分複雜，不能簡單地理解！
13。19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孔子曾說，能夠做到“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將是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本章，借樊遲問仁，孔子認為能夠做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即使到了夷狄之地，這樣的品德也不能丟棄。
13。20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鬥筲之人，何足算也？”
本章討論士的素養要求。
士泛指中國古代社會中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特定社會階層，後演變為對知識分子的泛稱。在上古時期，士是掌刑獄之官。到了商、西周、春秋時期，士為貴族階層，多為卿大夫的家臣。春秋末年以後，士逐漸成為統治階級中知識分子的統稱。戰國時的士，有著書立說的學士，有為知己者死的勇士，有懂陰陽曆算的方士，有為人出謀劃策的策士等。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各國之間征戰不休，有些卿大夫為擴大影響，鞏固地位，設法招徠士眾以張聲勢，很多士便投靠到他們那裏。還有部分士為解決經濟困難去為人辦喪事，當讚禮，或經營工商業。也有人從事私人講學的工作，傳授文化知識。從此中國曆史上出現了一批專門從事文化活動的士，他們遊曆各國，思想活躍，為中國古代學術領域百家爭鳴局麵的出現，為促進文化的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
簡而言之，士為中國古代社會貴族中的最基層，也是最高級的百姓。就像是歐洲有騎士，日本有武士，而中國也有以知識分子為代表的士。
士應該有怎樣的價值素養和職責使命？子貢向孔子請教。孔子講了三個層麵：
最高層麵是“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一是要以道德上的羞恥心來規範自己的行為；二是要在才能上能完成國君交付的任務。前者關注士的道德素養，後者的重點是士的實際辦事才能。用今天的話講就是“德才兼備”。做到這兩方麵的統一，則是一名合格的士。
退而求其次，就是“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孝敬長輩，尊敬兄長也很不錯。
再求其次，就是“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言必信，行必果”有何不好？怕的是像堅硬的石頭一般，不懂靈活與變通，帶來極端的後果。“尾生抱柱而死”的故事就是典型代表。
子貢希望老師能對當時的為政者對號入座，給他們畫畫圈，看看圈在第幾層。孔子的回答往往出人意料。他認為當今的從政者是“鬥筲之人”，器量狹小，小到隻盯著自己的利益，已經失去了參與這一討論的資格。由此可見，孔子真的是看不上那時的“領導們”。
13。21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中行：行為合乎中庸之道。
狂：誌極高而行不掩。
狷：知未及而守有餘。
偏離了中正之道，就必然要走向一端。要麼就過，就是狂者，好處是進取，敢闖敢幹，短板就是貿然前行，還有幾分狂妄，不知自己幾斤幾兩。還有一端，就是狷者，好處是有所不為，短板就怕啥都不為。中道的本質，是在進退之間的有定，在狂、狷之間保持平衡，過與不及都不是孔子的追求。
13。22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南人：南方的人。
巫醫：用卜筮為人治病的人。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引自《易經·恒卦·爻辭》。如果不堅持自己的德行，免不了會遭受羞辱。
上章言對於中道的追求，對於中道的追求需要有恒。在南方有這樣一種說法，人如果沒有恒心，不可以做巫醫。
朱熹認為：“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無論是鬼神，還是死生，都不離天理正道，人之常情。對於自己認準的事，不能堅持不懈地去做，這不合天理正道。如何能交鬼神？又怎麼能托生死？真的是不可以做巫醫。再說，這人而無恒，說到底是對自己都信不過。自己都不信，騙鬼也難。豈不是要被人笑話！就是會被人笑話，被人羞辱。
所以，孔子認為這南人說得好。對於沒有恒心的人，孔子認為既不能做巫醫，也沒有必要去占卜了。占卜是為了問吉凶成敗，結果明擺著呢，去占幹嗎呢？問老天，老天能怎麼說？老子曰：“夫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上天對誰都不近不遠，又一樣近一樣遠，但是常常關照善人、有恒心的人。所以，問題的根本在於自己是不是善人，是不是有恒心。求神不如求己，自助者天助。
13。23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玻璃燈責備瓦燈叫他表兄。但月亮出來時，玻璃燈卻溫柔一笑，叫月亮：“姐姐，我親愛的姐姐。”這玻璃燈就是一典型的“小人”相。小人之“同”，“同”在以利益為導向，並不和與整體。君子考慮的是整體，和而不流，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從某個角度上講，不同是幸福的源泉，生命因不同而精彩。
13。24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關於善與不善，好與惡，以何為風向標，以誰作為參照很重要。以善為正，對於善者當是好之，對於惡者當是惡之。若是將不善誤會成了正，整個價值體係會出現偏差，甚至天翻地覆、是非顛倒。所以，一個人會麵對有人對他豎大拇指的情況，也會被貶得一無是處，這是生活規則的一部分。關鍵是誰在豎大拇指，被誰貶得一無是處。若是被鄉裏心地善良的人豎大拇指，被不善之人厭惡，甚至貶得一無是處，在孔子心中，這樣的人恰恰是真正的有德之人。所以，被人喜歡還是討厭，豎大拇指還是指責，隻是不同人的立場問題。要正道直行，堅持原則，不隨波逐流，還不要為之所累。
13。25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易事：容易相處共事。
難說：難於取悅。說，通“悅”。
在《荀子·大略》篇中，有如是說：
知者明於事，達於數，不可以不誠事也。故曰：“君子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
君子有自己獨立的思想，他們明於事，心中有數，虔誠篤敬。容易的是與之共事；但若是要取得君子的歡心，隨意討好他則不易。因為君子有自己心中的準繩，不會隨聲附和，不會人雲亦雲，不會隨波逐流。在用人方麵，君子心中有數，理性而清晰，方法是“器之”，任之以一器之用，用人之所長，並不求全責備。小人反之。小人所看重的是與自己臭味相投，與自己利益攸關。不在乎是不是符合道義，在意的是自己是不是利益既得者。得之，即悅之。但是，小人使人，是求全責備，寬以待己，嚴於待人。所有本應是自己奉行的法則，都會變成對他人的苛求。
13。26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和小人總是在蹺蹺板的兩端，但凡是君子在上，小人就定是在下。君子處“泰”，平心靜氣，泰然自在；小人就“驕”，獨斷專行，驕橫跋扈。獨斷專行，驕橫跋扈多是源於不自信，內心沒有安全感。
13。27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剛，剛強正直；毅，果決有毅力；木，誠實本分；訥本來是指不會說話，但孔子推崇的就是“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動勝於言說。
孔子不喜歡那些大滑頭，他說“巧言令色，鮮矣仁”！一副偽君子的樣子，花言巧語，討好人的臉色，這樣的人是很少有仁德的。對於這樣的人，孔子很討厭。他還說“鄉原，德之賊也”，見了誰都是好好好、是是是，沒有原則，同流合汙媚於世。這樣的人，遠不如“剛、毅、木、訥近仁”。
13。28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偲偲：相互切磋，相互監督。
怡怡：和順，安適自得的樣子。
上章言“仁”的特性。真正的“仁”如水，放在什麼樣的盛器中，就是怎樣的形。本章講到一名有著仁心的“士”，他“切切偲偲，怡怡”。對待朋友，切切偲偲，誠懇地互相勉勵；對待兄弟，怡怡，一團和氣。
13。29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即戎：參加作戰。即，就、從事。戎，兵。
從字麵上理解，本章孔子在說“善人教導百姓七年，也就可以叫他們去打仗了”。但是，善人教導百姓是為了讓他們去打仗嗎？即便是可以打勝仗，恐怕也並非善人教民的目的。
細讀本章，孔子在表達“教化本身就是力量”。且是眾多力量中最為強大的力量，無往而不勝。
但是，善人教民並不是要他們去打仗，即便是有力量，也不是為了征服。而是百姓懷此教化之惠，自然可以內可守，外可攻，折衝千裏之外。但是，萬一有一種情況發生，要動用這支由善人教化而成的王者之師，即：
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吊其民而不奪其財。
必要的時候，當仁不讓的時候，需要救百姓於水深火熱之中的時候，王者就要行動，以武力的方式實現仁慈的舉措。從而“誅其君而改其政”，對於百姓不但沒有驚擾，更多的是撫慰，百姓自然如春苗迎雨，歡心喜悅，這就是“王者之征”。這才是真正的無往而不勝的力量。
13。30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在《論語·顏淵》篇，子貢向孔子問政，孔子對於子貢問政的回答，一是充分表達了為政的三大基本立足點，“足食、足兵、百姓的信任”。在“食、兵、信”之間，孔子的價值排序是：信在首位，其次為食，再次為兵。必不得已而去之，先去兵。為何在本章孔子又強調要教民戰事？他說不教民戰，就意味著對他們的放棄。
這實在是與我們文化的思維模式有關。本與末是一對，先與後是一對，心與身是一對，知與行是一對。在這一對又一對之中，一定要務本，一定要先之，本篇的開篇一直在強調關於先之，關於務本之事，但是不意味著要取此去彼，求本丟末，需要做的是統籌兼顧，一以貫之，兼顧、貫之於先後、本末間。
孔子實在是怕人產生誤會，顧先不顧後，求本就忘了末，《論語》的編者也有這樣的顧慮，所以在末章就要再次點明，即使是不得已而為之的“用兵”，如此之“末”，在這件事上也不能放鬆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