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益柔，真宗朝名相寇準的外孫，仁宗朝名相王曙的兒子，也是引發“進奏院風波”的關鍵人物。正是他進奏院裏幾杯小酒下肚，就開始忘乎所以、語無倫次，作了一首非議周公孔子的大逆不道的“狂歌”，成了審判人員手中最直接的證據。當時的形勢很危險，張方平等大臣聯名上書要求皇帝把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公子哥砍了，要不是韓琦冒險營救，北宋不以政治原因殺文臣的先例就被宋仁宗破了，輪不到他的不肖子孫宋高宗趙構了（趙構殺了太學生陳東，也算是開宋代風氣之先）。在他的傳記裏這樣寫道：
預蘇舜欽奏邸會，醉作《傲歌》。時諸人欲遂傾正黨，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參政賈昌朝陰主之，張方平、宋祁、王拱辰攻排不遺力，至列狀言益柔罪當誅。
——《宋史》卷二八六
在這裏史臣更加明顯地表露出自己的是非觀，“進奏院風波”就是“邪黨”對“正黨”的“傾”，順著這條線索，我們能揪出一大堆“邪黨”成員來，如果說“邪黨”裏有張方平（範仲淹的朋友）、宋祁（歐陽修的文友，所謂“紅杏尚書”者）、王拱辰（歐陽修的連襟，一年前還和歐陽修並肩作戰扳倒“奸臣”夏竦，並敢於在金鑾殿上抓扯宋仁宗的龍袍，這種事在整個中國曆史上沒發生過幾次），這些人我們還不太了解，那麼我們總該了解包拯吧？雖然史書裏從來不提他在“進奏院風波”中扮演的角色，但是他確實屬於史書上所總結的“王拱辰等”這一群體裏。
後人對“進奏院風波”的理解，總是把當時的宰執大臣杜衍作為當時“正黨”的後台，大興“進奏院獄”的直接目的就是扳倒杜衍，而且後人還往往理所當然地由此進一步推斷，打擊杜衍就是為了動搖整個慶曆新政。《宋史》的杜衍傳裏就是這樣認為：
衍好薦引賢士，而沮止僥幸，小人多不悅。其婿蘇舜欽，少年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監進奏院，循前例，祠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為衍所知，或言益柔嚐戲作《傲歌》，禦史皆劾奏之，欲因以危衍。
——《宋史》卷三一O
在這份傳記中，終於用到了“小人”這樣的字眼，顯示出《宋史》編纂者君子小人之防的二元化心理。實際上我們把這些傳記材料放到一起來看，所謂的“諸人”、“王拱辰等”、“拱辰之黨”，也就是《宋史》裏所謂的“小人”。《宋史》的這種看法，是從北宋後期的士人那裏繼承來的，所謂“正邪”、“君子小人”的判斷並不公正。但是《宋史》編纂者們應該很高興的是，他們的看法至今還是宋史領域裏的“常識”，更有學者，甚至直接把“小人”與“保守派”劃等號，把“君子”與“改革派”劃等號，如此混亂荒謬的邏輯，竟然占據人們對“進奏院風波”認識的主流，實在令人不解。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王拱辰，這位早年官聲赫赫的慶曆士人，被認為是“進奏院風波”的“罪魁禍首”，他的傳裏寫道：“蘇舜欽會賓客於進奏院，王益柔醉作《傲歌》，拱辰風其僚魚周詢、劉元瑜舉劾之。兩人既竄廢，同席者俱逐。時杜衍、範仲淹為政，多所更張，拱辰之黨不便。舜欽、益柔皆仲淹所薦，而舜欽，衍婿也，故因是傾之，由此為公議所薄。”（
由上麵的材料可以看出，（（宋史》對“進奏院風波”的解讀總體上是一致的，隱含著一套是非評判標準。元代史臣們喜歡從“正邪”兩方麵鬥爭的角度看問題，認為朝廷存在君子小人之黨；“進奏院風波”的主角蘇舜欽本人並不是一個法律的破壞者，而是黨爭的犧牲品、無辜的受害者。仔細分析《宋史》對“進奏院風波”的具體論述，發現它們又分成三個雖不完全相同，但相互之間有著密切邏輯聯係的版本。其一，利用“進奏院風波”扳倒當時的宰相杜衍；其二，欲借機攻擊杜衍、範仲淹、富弼三人宰執集團，這實際上也是台諫之臣常用的手法；其三，諸“小人”炮製了這一場冤獄，以達到“傾正黨”的卑鄙目的。那麼《宋史》對“進奏院風波”這樣的定性和評價是不是合理呢？筆者認為不然。
利用“進奏院風波”扳倒時宰杜衍之說，是從杜、蘇之間的翁婿關係考慮，把二人的政治命運聯係到一起。《宋史》裏這樣的看法可能來自曾鞏的認識，曾鞏《蘇舜欽小傳》寫道：“衍在相位，以直道自任，言者因舜欽連及衍，故衍遂罷政事。”（《隆平集》卷六，此處轉引自《蘇舜欽集編年校注》附錄三）實際情況可能並非如此。因為隻要仔細考察一下仁宗朝的曆史，我們會發現翁婿同朝為官的現象並不罕見，慶曆士風中的極致，是並不十分在乎這層關係的。胥偃和歐陽修也是翁婿關係，且前者還是歐陽修政治上的引路人，但是他們因政見不同而關係惡化，歐陽修因範仲淹事件而被貶出京城後，“奔走萬裏，身日益窮，跡日益疏，不及再聞語言之音，而遂為幽明之隔”，胥偃之訃告亦不達歐陽修，歐陽修還是從好友謝絳處得到消息，歐陽修“惟有望門長號，臨柩一奠，亦又不及，此之為恨，何足道也”（《與刁景純學士書》，《居士外集》卷十八）。晏殊和富弼也是丈人女婿的關係，但是沒有人認為朝廷後來針對富弼的處理，是出於打擊晏殊的目的。更何況，富弼慶曆二年也曾當著仁宗的麵，怒斥自己的老嶽父，“殊奸邪，黨夷簡以欺陛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三七）。而具體到蘇舜欽，對待自己的嶽父杜衍並不是唯唯諾諾，認為不當的地方也是直書其過，這在他的文集裏有白紙黑字的證明。因此筆者認為，慶曆年間的士人們並沒有把這種翁婿關係放大到政治聯盟這一層麵，且引其婿之過而累及泰山，於宋代法律而言亦無其據。
不過杜衍確實在“進奏院風波”後不久即被罷相了。但他的這次罷相與陳執中的奏劾有關，而把杜衍的罷免和“朋黨”聯係起來的是丁度，我們讀讀下麵這條材料：
先是甫言陳執中，不聽，數請補外。帝嚐問丁度：“用人以資與才孰先？”度對日：“承平宜用資，邊事未平宜用才。”甫又劾奏：“度所言蓋自求大用，請屬吏。”帝諭輔臣日：“度在侍從十五年，數論天下事，未嚐及私，甫安從得是語！”度知甫所奏誤，力求與甫辨。宰相杜衍以甫方使遼，寢其奏，度深銜之，且指甫為衍門人。及甫自遼還，亟命出守。度侍經筵歲久，帝每以學士呼之而不名。嚐問蓍龜占應之事，對日：“筮，聖人之所為，要之一技而已，不若以古之治亂為監也。”
陳執中在中書，數與衍異議，而蔡襄、孫甫之乞出也，事下中書。甫本衍所舉用，於是中書共為奏言：“諫院今閑人，且留甫等供職。”既奏，帝領之。衍退歸，即召吏出割子，令甫等供職。衍及得象既署，吏執劍子詣執中，執中不肯署，日：“向者上無明旨，當複奏，何得遽爾！”吏還白衍，衍取刳子焚之。執中因譖衍日：“衍黨二人，欲其在諫院，及臣覺其情，遂焚劍子以滅跡。”帝入其言。丙戌，衍罷為尚書左丞、知兗州，製辭略日：“自居鼎輔，靡協岩瞻，頗彰朋比之風，難處谘謀之地。”學士承旨丁度筆也。
——此兩條材料均出自《續資治通鑒》卷四十七
從上引資料看來，杜衍的罷相，確實和當時沸沸揚揚的“黨議”有關，兩件事都與孫甫有牽連。孫甫是一代諍臣，本為杜衍推薦上來的。他曾經彈劾過丁度，大概明顯證據不足，丁度“力求與甫辨”，說什麼也要和孫甫在皇帝麵前說個清楚，杜衍顯然出於保護孫甫的考慮，充當和事佬和起了稀泥，把這件事壓下了，這引起丁度極大的不滿。現在杜衍在處理孫甫職務變動的事務上措置失當，終於被別人抓住把柄，丁度本來就與杜衍有私怨，這次新仇舊恨一起發作，給杜衍寫的製詞用了“朋比”這樣君主專製時代最忌諱的“醜詞”。通過以上材料我們大概可以判斷，杜衍的倒台與蘇舜欽的案子並沒有直接聯係。因此，《宋史》中對“進奏院獄”的第一種判斷是很可疑的，更多的可能是後人倒果為因，或者出於自己的臆想。
（《宋史》另外兩種看法也大有問題。認為台臣掀起“進奏院風波”是欲借機攻擊杜衍、範仲淹、富弼三人宰執集團，這在事實上是可能成立的。因為以當時的情勢而言，台諫之臣在大部分時間裏是作為宰執的批判麵而存在，二者之間如果出現緊密的合作關係，恰恰是官僚體係內部出了問題。這樣情況在宋代曆史上並不多見，偶爾的幾次也都出現在權相擅政其間。範、富的被反對，就當時的慶曆士風而言，更多的是因為他們恰好處於一個慣於被反對的位置，至於一定要和新政聯係到一起，則是這種批判所產生的間接效應。就算範、富沒有進行朝政的改革，在慶曆的政治風格下，他們也不可能在宰執位子上呆更長的時間，畢竟呂夷簡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因循持重的政風已經不太時髦了。至於《宋史》認為“進奏院風波”是君子小人之爭的看法，則出於純粹的道德評判，其前提是慶曆朝政的朋黨之分。筆者認為，這是傳統二元對立思維在宋元以降史學上的表現，有明顯簡單化的傾向。
既然《宋史》的審判不足為憑，那麼就讓我們越過《宋史》的敘述和評論，沿著曆史的河流繼續上溯，直接來聽聽“進奏院風波”的主要當事人蘇舜欽的傾訴吧。實際上把“進奏院風波”和朝堂鬥爭聯係起來，最早是蘇舜欽本人，他始終把自己的遭遇看作一場政治迫害，堅決不承認自己“監主自盜”罪名的成立。蘇舜欽當時還不足以體悟到“進奏院風波”之所以形成，並不能僅僅看作官僚群體內部人事間的爭鬥，實際上有著更深刻的思想方麵的原因，這一被許多研究者忽視的原因，可能恰恰是解讀“進奏院風波”的關鍵所在。
仔細閱讀蘇舜欽的文集，發現他本人對“進奏院風波”的追述在不同時期，對不同傾聽者也不完全一致。“進奏院風波”結束後不久，蘇舜欽給老朋友歐陽修寫信談到事件的始末，認為自己是台諫矛盾的犧牲品。按照蘇舜欽的說法，事件的起因是當年九月，他與尹源、王益柔在辦公地點“小飲”，而這時恰好孫甫、蔡襄前來拜訪：
勝之（即王益柔）言論之間，時有高處，二諫（即孫甫、蔡襄）因與之辨析，本皆戲謔，有無過言，此亦吾曹常事。不一二日，朝中喧然，以謂謗其時政，籲！可駭也！故台中奏疏，天子辨其誣，不下其削。台中鬱然不快，無所淺憤，因本院神會，又意君謨（即蔡襄）預焉，於是再削，其削亦留中不出。諸台益憤重以穢瀆之語上聞，列章牆進，取必於君。
——《與歐陽公書》，《蘇舜欽集編年校注》卷九
在這封信裏，蘇舜欽把“進奏院風波”的起因歸為台臣和諫臣的爭鬥，但是“又意”雲雲，當出於蘇舜欽的臆測，不能作為必信的鐵證。筆者認為，這裏麵的“戲謔”、“常事”應該值得注意。而且此事發生在這幾個素以明辨是非、關心朝政的新進青年官員之間，更應該注意其中傳達的信息。“戲謔”本無過，但是如果間或論及時政，在君主專製體製下，那就是件很危險的事了。台臣對這次“小飲”事件的反映，與其說是對這批青年政治力量之政治觀點的反對，毋寧說是對文人以不嚴肅的方式幹涉朝政之嚴重警告，可惜的是，這個發自士人體係內部的警告，被那些在自由之路上越走越遠的文人們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這裏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台臣對諫臣的攻擊，也不過是“振職”行為而已，不能單純地看作兩個機構之間的矛盾，然後再由此引申到改革與保守的矛盾。實際上慶曆之際台諫之間亦是有人事之衝突而無製度之必然，如果專門討論此期二者間的關係，則極易被材料淹沒。這兩個機關雖然職權分明，但在慶曆年間漸有合流之勢，兩個機關官員間的關係如何，並不是一個必然現象，而實際上，他們在仁宗朝更多的是互相呼應的合作關係，慶曆三四年間他們之間的問題，主要還是對個人行事作風的不滿，而非政治問題。
蘇舜欽在被除名四年後，又進一步認為是台臣和宰執之間的矛盾導致了“進奏院風波”。慶曆八年(1048)他在給朝中實權派文彥博的信中，談到“進奏院風波”時是這樣說的：
始者，禦史府與杜少師、範南陽有語言之隙，其勢相軋，內不自平，遂煽造詭說，上惑天聽，全台牆進，取必於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