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4年秋冬之際，又到了各國家機關拜“部門神”的季節了。北宋工商業逐漸發達起來，各行各業都有了自己的保護神，正像我們現在也能經常看到飯店裏供扛大刀的關雲長，或者發廊裏抱金元寶的趙公明。這種風氣在北宋也影響到國家機關，好多衙門都有自己專門的神靈保佑。而進奏院因為負責主管中央文件往來、官方新聞發布方麵的工作，所以據說他們供的是“倉王”——那位傳說中創造漢字長著四隻眼睛的倉頡。實際上對北宋這批青年官員來說，供著誰來吃冷豬頭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拜神儀式後的項目。照例，他們可以公款大吃大喝一次。當時進奏院的長官是北宋著名詩人蘇舜欽，他呼朋引伴，就利用拜神的機會，動用了進奏院“小金庫”的資金——賣廢紙的四五十貫錢，痛痛快快地吃喝了一頓。結果他們很快為參加這場倒黴的宴會而追悔莫及，在宋仁宗的親自過問下，這些參加宴會的人員受到嚴厲處罰，“同時會者皆知名士，因緣得罪逐出四方者十餘人”（《宋史》卷四四二），曆史稱這次事件為“進奏院獄”或“邸獄”，雖然這個案子涉案金額還不到同年“滕子京案”的萬分之三，但它的影響卻遠遠超過了北宋一般職務犯罪案件，成為當時朝野議論的一個重要話題，因此稱之為“進奏院風波”也毫不為過。雖然由於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特點，這樣一個牽連甚廣的案件背後往往也有朝堂政治鬥爭背景，這在古代君主專製社會是難免的，但過多地關注“改革”、“保守”陣營的劃分，容易使我們忽視“進奏院風波”對北宋文人心態發展的影響，這也恰恰是“進奏院風波”在中國文人心態史研究中失語的原因。“進奏院風波”看似由一個普通的經濟案子引發，給宋代文人留下難以抹平的記憶，使他們每每回憶起，總是懷著複雜的心情。不同的人出於不同的目的，對這起案件有著不同的解讀，筆者更傾向於對事件本身的追問，它為什麼會在1044年這樣一個與北宋慶曆革新幾乎同步的時刻發生？為什麼會遭到最高統治者如此嚴厲的打擊？中國文人的心態發展有如一條涓涓細流，蜿蜒前行，自唐而宋，文人作為一個逐漸成長並壯大的階層，已漸漸融人社會政治文化生活的主流，小溪流彙聚成波瀾壯闊之江河，他們的心態又發生什麼變化呢？1044年一群文人的酣暢一醉，使這條河流中一些美麗的浪花頃刻間啞口無言，一些不為專製秩序守護者所容忍，卻往往更富有生命力的支流幹涸了，或者轉為地下湧動的暗流，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漸行漸遠。
“進奏院風波”的文化衝擊
進奏院風波是由一件經濟案子引起的，涉案金額並不大，但是它在當時的影響遠遠超過了一般的政府官員犯罪案件。主要責任人蘇舜欽被以“監主自盜”論罪，考察這一時期的法律文獻，當時的規定是“監主自盜”三貫到五貫，就可以判死刑了。從法理上來說，進奏院的案子判罰並沒有超出“法之常科”，但傾聽一下當時人們的議論，我們可以發現進奏院風波的要點在於“深文”——製定或援用法律條文苛細嚴峻，這在特別主張“寬刑”、“疑罪從輕”的北宋前期，並不多見。此案不僅在當時成為朝野上下議論的焦點，也對後世文人精神生活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宋人筆記和《宋史》也多次談到這場風波。那麼一個以所謂“監主自盜”區區“四五十索”的小經濟案件，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社會影響力昵？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的原因。
案件發生的地點，是當時的政治文化中心——首都汴梁。開封號稱七朝古都，戰國時期的魏和五代時期的後梁、後晉、後漢、後周都以此為都。而使開封真正繁榮興旺的時期是北宋，彼時汴梁城的人口逾百萬，富麗甲天下，是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大都市之一，其繁榮盛況在後人特別是南宋文人的著作中得到詳細的描述。如果這樣的描述附有對失去世界的理想化情感而有可能偏離事實，那我們還可以翻閱北宋文人的創作，也能對汴梁的繁榮有所了解。如稍晚於蘇舜欽的王安石就曾寫到，當時從事“占卜”行當的人，“舉汴而籍之，蓋亦以萬計”（《卜說》，《王安石集》卷七十）。據王安石估計京城裏以算命為業的人就有上萬，汴梁城市生活之浮華可見一斑。由於特殊的政治地理原因，北宋有兩個重要城市，除了汴梁以外，還有西京洛陽。複旦大學葛兆光先生，曾對北宋這兩個城市政治文化地位的演變作過這樣的論述“在十一世紀七八十年代，汴梁與洛陽之間的風景差異，在位官僚與賦閑官僚的趨向不同，現實策略與文化理想的思路矛盾，甚至政治地位與學術聲望異乎尋常的傾斜，使中國思想世界真的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政統’與‘道統’、‘師’與‘吏’、政治重心與文化重心的分離。”（《中國思想史》第二卷）筆者很欣賞這段論述，但我認為葛先生所說的這兩個城市承擔不同社會角色的分離，實際上是11世紀六七十年代後，隨著慶曆士人的完全淡出政壇而出現的。而文化重心自東京汴梁向西京洛陽的遊離，本身也是考察北宋文人心態發展的良好視角，筆者將在後續研究中專門考察這一問題，但是至少在仁宗慶曆之際，沒有任何一個城市可以取代汴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地位，包括洛陽。
正因為汴梁是北宋最重要的思想文化中心，京城裏的新動向，能夠很快通過不同的方式傳播四方。如景祜三年(1036)發生的範仲淹、餘靖、尹洙被貶事件，諫官高若訥將歐陽修責罵他的私信上交朝廷，因此導致歐陽修被貶夷陵，當時還是個小官的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布在都下，人爭傳寫，鬻書者市之，頗獲厚利。虜使至，密市以還，張中庸奉使過幽州，館有書君謨詩在壁上。”反映京城裏政治風潮的詩歌，居然能出現在鄰邦的驛合裏。慶曆三年身為國家大學教官的石介寫了一首《慶曆聖德詩）），很快就被人傳播到偏遠的四川鄉村小學，引起時為“總角”學童的蘇軾對詩中歌頌者的向往與欽佩。通過這兩個例子，我們即可了解東京汴梁的政治文化事件對國內和周邊國家的影響。至於傳播手段，除了上述的“密市以還”（即偷偷地買回去，因為北宋實行文化封閉政策，不允許書籍等隨便傳人遼、高麗等國家）、書於驛館之壁、知識分子傳播等私人途徑之外，還有不少公共傳播途徑。如本文討論的進奏院就是這樣一個重要的信息交換中心，其編行的“邸報”雖然還不具有標準新聞紙的特性，但畢竟也是一個較為大眾化的傳播媒介。各地方政府在京城駐有辦事機構，往往也承擔了信息傳播的功能。因此，隨著官僚政府的健全和中央集權的加強，首都不僅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變得更加重要，同時也更具文化傳播力和影響力。而當時科技的進步，特別是造紙業和印刷技術在宋代的發展（活字印刷術就是在慶曆年間發明的），使開封政治文化事件傳播速度和傳播半徑都大大提高，這些因素也為進奏院風波影響的有效傳播提供了條件。
進奏院風波中涉案人員的特殊性，決定了此案的文化衝擊力遠大於其法律上的震懾與警示。根據宋人李燾的記載，對參加進奏院宴會人員的“宣判”結果是：“監進奏院劉巽、集賢校理蘇舜欽，並除名勒停；直龍圖閣兼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王洙，落侍講、檢討，知濠州；集賢校理刁約通判海州，江休複監蔡州稅，王益柔監複州稅，並落校理；降太常博士周延雋為秘書丞，集賢校理章岷通判江州，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呂溱知楚州，殿中丞周延讓監宿州稅，館閣校勘宋敏求簽署集慶軍節度判官事，將作監丞徐綬監汝州葉縣稅。”（《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五三）根據這份文件，共有十二個人涉案，實際參與人數可能更多一些。筆者查閱宋人魏泰的《東軒筆錄》，裏麵記載當時的大詩人梅堯臣也參與其中，並受到了處罰。另外還有一個大理寺丞、集賢校理陸經，似乎並未在當時受到嚴懲，“進奏院風波”之後的某一天，監察禦史劉元瑜因為其他事情彈劾這位陸經，所列舉的罪狀中就有“數與僚友燕聚，語言多輕肆”一條。宋仁宗下命令派一個叫王翼的博士前往審理陸經的案子（網上有人說現在的博士是白菜價，如果成立的話，北宋的博士至少相當於一火車白菜的價）。王博士對皇帝交待的事情盡心盡力，把陸經這條參加進奏院宴會的“漏網之魚”徹底抓住，“並以經前與進奏院祠神會坐之”，兩罪並罰，把這個雖然學問很大但是做官稀裏糊塗的陸經趕出京城，讓他到一個偏遠的地方做小官去了。就筆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而言，進奏院獄涉案士人有姓名可考的達十四人之多。這份名單大部分都是當時的“文化名人”，蘇舜欽成名較早，刁約、王洙、江休複、章岷、呂溱、宋敏求、梅堯臣等也都是一代名士，雖然除王洙在當年四月，因參與監修《國朝會要））得兼直龍圖閣、賜三品服外，其他各人官階並不高，但其所居的位置和已有的聲譽，決定了他們是新型文化力量的代表，屬於這個城市的最具影響力的人物。雖然還沒有站到政治舞台中心，但朝野已經對他們的政治前途習慣性地寄予厚望。進奏院風波之後，當時的人紛紛感歎“同時俊彥，為之一空”、“一時英俊，斥逐殆盡”、“台館為之一空”。
除了上麵幾個影響因素外，進奏院風波產生巨大衝擊波的原因還在於當時特殊的政治背景。慶曆四年(1044)秋冬之際，正是範仲淹等人領導的“慶曆革新”進入最為艱難的時期，雖然筆者認為，北宋慶曆年間的所謂朋黨之爭，很大程度上來源於後人以朋黨二元思維對曆史的重新解讀，但不可否認的是，當時確實存在種種黨議的跡象，而君子小人之爭確實在慶曆年間得以發展。這樣的一場黨議與其說是產生於對政治的不同理解，毋寧說是士人個體性格差異所致。因此，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越來越喜歡把進奏院風波和朝廷正邪勢力的鬥爭聯係到一起，這也使“進奏院風波”越來越向政治文化靠攏，而它本身作為一個經濟案件，卻漸漸淡出人們的視野。筆者所要強調的是，“進奏院風波”雖然與黨議背景結合，甚至決定了它在後來歲月裏被詮釋的主流走向，這個案件具有極強的自述性，當事人和旁觀者的解讀，但是翻闊近幾十年來的研究論著，並不能改變它自身的文本意義。筆者不得不遺憾地指出，“進奏院風波”確實被朋黨思維所淹沒，不少研究者對它的認識並沒有超越九百多年前的所謂“君子之黨”，這是宋學研究上的一個很大的問題。本文所關注的就是其超越文人集團內部糾紛的思想史意義，而這部分意義往往在朋黨政治解讀下失語。
《宋史》對進奏院風波的解讀
既然說到了九百多年前的士大夫看法，為了更好地說明這一問題，就讓我們梳理一下“進奏院風波”後，古人是怎麼看待這次事件的吧。我們先從《宋史》人手。雖然說這是一部出自元人之手的史書，因其整體質量較差而多為後世史家所詬病，但裏麵畢竟保存了大量的資料，說起來至今是我們認識宋代曆史最主要的文本。“進奏院風波”是影響北宋文人心態的重大事件，《宋史》中關於這一事件的記載互見數次，仔細閱讀這些記載，會使我們盡可能真實地再現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我們先看主要當事者蘇舜欽的傳記裏怎樣描述這一事件：
舜欽娶宰相杜衍女，衍時與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禦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為。會進奏院祠神，舜欽與右班殿直劉巽輒用鬻故紙公錢召妓樂，間夕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魚周詢等劾奏，因欲搖動衍。事下開封府劾治，於是舜欽與巽俱坐自盜除名。同時會者皆知名士，因緣得罪逐出四方者十餘人。世以為過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日：“吾一舉網盡矣。”
——《宋史》卷四四二
因為蘇舜欽的嶽父杜衍與範仲淹、富弼等人“欲更張庶事”（現在通常解釋為“改革”，但是這一詞彙隱含著極強的價值認同傾向，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而當時的國家大法官、禦史中丞王拱辰“不便其所為”（後人解釋為“保守派”對顛覆“改革”早有預謀），“會進奏院祠神”，這樣的機會正好被“保守派”抓住了，於是“進奏院風波”發生了。這一觀點，是個非常清楚的三段論邏輯，這個可疑的邏輯影響了後世對“進奏院風波”的主流看法。令人驚訝的是，這種看法居然也是目前我們宋史學界對“進奏院風波”的基本判斷，屬於曆史“常識”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