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歐陽公書》，《蘇舜欽集編年校注》卷九
這裏蘇舜欽把自己當作台臣和宰臣間爭鬥的犧牲品，禦史台的官員就是想通過搞倒蘇舜欽來搞垮當時的宰執班子。他的這種說法，被後世史家所完全采信。但當時的情況並不盡如蘇舜欽所言。範仲淹在《再奏乞召試前所舉館職王益柔章岷蘇舜欽等》和《奏杜杞等充館職》兩份奏章中大力推薦了蘇舜欽（此兩奏收在《範文正公政府奏議》卷下），如果蘇舜欽被舉薦後犯了“私罪”，就是貪汙、受賄之類的罪行，按照當時的“連坐之法”，作為保舉人的範仲淹是應該受到連帶處罰的。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範仲淹第一份推薦信中，他提到：“今所舉人內，殿中丞王益柔，已有杜衍先曾奏舉；太常丞章岷，又有王堯臣、蔣鏜舉奏；大理評事蘇舜欽，亦有王拱辰舉奏。此三人並有清望官舉奏，又見已到京及待闕未赴任。”請讀者注意這裏出現了“王拱辰”。因此，靠連坐法來動搖範仲淹等的說法大概是有問題的，因為這份材料明白地告訴我們，在“進奏院風波”中最為用力的王拱辰，恰恰是最先舉薦蘇舜欽充任館職的，如果蘇舜欽犯了“私罪”，作為重要舉主的王拱辰也脫不了幹係。其實王拱辰本人也確實因失舉而被貶過，且此期台臣彈劾較多，大都出於公心而不能一例以朋黨之爭看待，如“進奏院風波”不久，王拱辰又劾奏國舅爺李用和“無功貪驕”，如果追查起李用和的後台，會直接牽聯到仁宗皇帝本人，那麼王拱辰又是出於什麼心思？這用朋黨鬥爭思維恐怕是無法解釋的。
在“進奏院風波”結案後，蘇舜欽雖然一方麵說自己“當日之事，絕不曆於齒牙之間，或親舊見過，往往閔惻而言，以謂某以非辜遭廢，天下之所共知，何久窮居默處，無一言以自辨”（《上集賢文相書》，《蘇舜欽集編年校注》卷九），“不欲使聲問蹤跡一至於人間”（（（答範資政書》，同上）。另一方麵，他又確實在不停地做著“自辨”的工作。在自認為遭受莫白之冤後，他首先想到文友歐陽修，但是歐陽修以自己不在言職為由，沒有替蘇舜欽辯誣（筆者認這是歐陽修的托辭，因為他不在、“言職”而言事的例子也不少，他以此為借口不對蘇舜欽施以援手，顯然是有所避諱）。蘇舜欽離京後接到“外兄弟”韓維的信，韓維在信中批評了他的賭氣出走行為。蘇舜欽又給韓維寫信，辯白當時情形，並且明知韓維處親嫌之地，且不宜冒哀言事，還是在這封信中指責韓維“急難之時，不相拯救”（
蘇舜欽的坎坷命運雖然獲得人們的同情，但對“進奏院風波”的發生，人們的看法卻並不一致，如蔡襄就認為“事出仇人，情輕法重，至今天下冤之”（《乞敘用呂溱狀》），《蔡忠惠集》卷二十五），把這一事件與“仇人”報複聯係起來；而歐陽修在為蘇舜欽寫的《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並序》，把“進奏院風波”完全上升到政治層麵，從而使蘇舜欽本身仕履中的一個汙點，被言說成“小人”對正人君子的一次大進攻，直接導致“天下事卒不複施為”的嚴重後果。可以說，歐陽修對“進奏院風波”的解讀，也極大地影響了後人的看法。說說我的看法
治思想史的學者習慣上把皇權士權之爭看作“勢”與“道”的衝突。二者之間確實有著緊密聯係，筆者所謂的“士權”實際上是士人對皇權專製的一種製衡力量，這種力量通常是以“道”的名義，但有的時候也可能突破這層界限。大臣按傳統習慣把自然災異和朝廷時政聯係起來，以表達自己的政見，而這樣的表達方式，總是能得到皇帝的尊重，這實際上也成為士人向皇帝決策質疑最慣用的和最正當的手法。士人將朝廷人事安排附著於天道，意見有時候聽起來雖然十分刺耳，但並不總是引起專製君主的反感，大多數情況下會起到很好的說服效果，即使皇帝無法遵照執行，最多是“疏人不報”（即把大臣的報告壓下來，既不處理也不表態，這屬於專製君主的一個特權），並不能對士人本身利益產生較大影響。這樣，皇權與士權在北宋逐漸成熟的文人社會中，構成獨特的文人政治生態景觀，雙方互相補充，共同維係者專製政權的運作與發展。
而如果士人們的參政自覺到了這樣的程度，即不假借“天人合一”的思路作為政治批判手段，而是以聖人的傳道者自居，公然幹擾皇帝的決策，甚至完全逼其收回成命，情形就有所不同。文人的這種政治博弈行為，可能給業已逐步穩定的文人政治生態帶來結果並不明朗的考驗。仁宗親政以來，采取了積極納諫的姿態，這使士人們的政治情緒高漲，個性也得到張揚。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最終結果，必然是對皇帝權威的削弱，這也是符合曆史發展理性的。可是曆史並不總是按既有的邏輯理性發展，在皇權與士權組成的政治生態中，皇帝不是一個簡單的政治符號，而是一個政治素質和個人品性都有很大變數的特殊群體。這個群體淩駕於製度之上，是專製社會政治生態係統中最脆弱的一環，除非現存製度是保證自己可觸摸和智力可預見的切身利益，他才會積極主動地去遵守，否則他會使再完美精致的製度流於形式，這也是中國專製時代製度並不能真正保證社會發展的根源所在。相對於君主階層，士人階層就其整體素質而言是個比較固定的群體，個體的差異性和某一時段的趣尚，並不能改變這一群體在曆史長河中的相對穩固性和發展趨勢。但是這個群體在皇權與士權組成的政治生態係統中，屬於一個他變量，具有較大的適應能力，這也是中國君主專製政治能綿延兩千年才被最終消滅的原因。隨著思想和人性的進步，士大夫會要求和期待更多的公平與公正，這種公平與公正往往不僅僅是有權利借助天道災異來實現，而應該具有更多的政治表現形式。
皇權與士權之間又從來沒有達到過真正持久的平衡，它們之間的短暫共處取決於皇帝和士人的博弈結果，皇權的至高無上和君主階層政治素質的不確定性，使北宋曆史語境下的政治博弈是一種存在很大不可預見性的動態博弈，每一次博弈都會帶來新的均衡。是誰來最終打破這個均衡呢？對這個問題做出更符合曆史邏輯的解釋，學界尚需更多的研究成果。目前宋學研究尚未真正觸及這一內核問題，對北宋文人政治的認識，也有不少地方還停留在北宋士大夫的認識水平，缺乏對古代文人政治的省察。士人群體自身也具有極強的破壞因素，他們的行為並不總是理性的，尤其是其文人性格的一麵得到凸顯時。這也會使士權的一部分，朝著為皇權和傳統政治倫理所不能容忍的方向發展。文人之性不離浪漫，文人之病源於輕薄，而在傳統道德評價體係中，二者又經常糾纏不清，特別是文人擔任起士大夫的角色，浪漫無節，則幾乎等同於政治上的輕薄。文人的自由議政，實際上是假定皇權的容忍與不作為，高漲的士風，使文人以不嚴肅的方式討論朝廷大事所隱含的倫理危險，成為一種想當然的不可置信威脅，從而過低地估計了皇權的反應。而仁宗對進奏院涉案士人的嚴厲處理，從士大夫心態發展史上來看，實際上也是對士人發布一種新信息或者被忽略信息的重新打造，使處於政治漩渦中心及其邊緣的文人，重新設計自己的行動策略。進奏院風波後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們找不到文人們意氣風發的議政身影，足以說明不可置信威脅變得可置信後，文人是怎樣重新規範自己的行為。
仁宗雖然以納諫知名，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從他的政治生涯中發現不少反彈事件。通過對仁宗性格和心理的研究，我們發現仁宗也經常處於矛盾狀態之中。一方麵，他要盡力示人以明主形象，不得不用傳統帝王道德來規範、設計自己的行為；另一方麵，他又擔心這種士人“出位”議政的力量，彙聚成不可控製的洪流。這兩種思想構成的張力，不斷地考驗著仁宗的政治素質和心理承受能力。而實際情況是，這樣“出位”對獲得更高的聲譽和地位往往是有效的，韓琦、蔡襄的迅速進入權力中心，與其出位言事有很大的關係。
進奏院風波中涉案人員的被嚴厲打擊，與當局對士人“出位”行為的厭惡有關，不僅僅是因為飲酒輕薄。雖然飲酒輕薄的行為也為保守的高級官員所反感，但畢竟還能夠被容忍，如名巨鄭戩等人通宵暢飲曾引起仁宗的不滿，進奏院風波涉案士人中的刁約就以嗜酒而為仁宗所厭，但是他們並沒有因此受到貶斥。王拱辰在給宋仁宗的奏章裏說：“燕會小過，不足治，其如放言狂率，詆玩先聖，實為害教，亦薄懲之。”由此可以看出禦史台官員關注進奏院案子的初衷，在“放言”和“詆玩”兩端。仁宗對文人“出位議政”行為的不滿由來已久，“進奏院風波”隻是一個集中爆發。這個案件在發生的當時，具有超派別性，一定程度上出於士人階層內部對傳統政治倫理的一種堅守思潮。案件在發生的當時並沒有引發巨大的爭議，其反對力量的聲音是那樣弱小，如果不與後來的朋黨之爭聯係起來，這個案件會很快地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筆者在進行“進奏院風波”研究時，發現不少材料談到仁宗的“大怒”。這也是個很有意思的研究視角，仁宗廟號為“仁”，縱觀仁宗四十二年的皇帝生涯，他很少有朝臣麵前表現出大怒的記錄，即使王拱辰抓扯他的龍袍、餘靖噴他一臉唾沫，他也最多在後宮發發牢騷而已。因此，至少在這一事件中，仁宗是矛盾的主導力量，似無疑義。
進奏院風波表麵上是一起經濟案件，其實質是對文人“放肆狂率，實為害教”輕薄之風的調整與警告，而其核心則是對文人以不合法手段“出位議政”之風的堅決抑止。進奏院風波結案後不久，朝廷詔委中書、門下、禦史台采察朋黨者和“以訕上為能，以行怪為美”的“屬文之人”，很清楚地表現了仁宗規範文人行為的目的。所謂“訕上”，即是對朝政的非正當渠道批評，所謂“行怪”，大抵是文人狂放浪漫之舉，這裏麵當然應該包括飲酒狂歌之事。而所謂“屬文之人”，又特指那些以文名顯，而又暫時沒有處在權力中心的文人。把這份詔書和“進奏院風波”放在同一個研究平台上，則不難發現二者之間的緊密關係。
結語
以上筆者重新審視了北宋曆史語境下的“進奏院風波“，發現這一事件在傳播過程有被過度政治化闡釋的傾向。它實際上是由一次偶然因素引發的曆史必然事件，即使沒有王益柔的狂醉放歌，專製體係內部也要尋找一個突破口，來阻止文人在精神自由之路上的漸行漸遠。我們回顧了進奏院風波的過程及相關曆史評價，可以發現把“進奏院風波”和仁宗政局緊緊聯係到一起，甚至以君子小人之黨分論之，恰恰是後人朋黨意識、二元對立思想根深蒂固的結果。我們現在無論從正邪之分還是從改革保守角度來研究“進奏院風波”，都會偏離事實的真相。而如果對北宋前期的士人心態發展有基本了解後，把對“進奏院風波”的研究重點轉向對北宋文人心態史的研究，從慶曆士風的高漲和官僚體係內部對士人思想行為的深刻調整這一角度，來重新審視“進奏院風波”，則可能會突破古人給我們設置的重重迷障，更加曆史地、真實地觸摸到慶曆政治與士風。在當下的宋史研究中，不少研究者並沒有超越九百多年前的士大夫對這一事件的認識，以歐陽修們的是非為是非，始終認為改革保守的黨派劃分才是這一案件的真正起因，這是特別值得深思的。
幾年前漂流海外多年的北宋祖刻《淳化閣帖》終於被財大氣粗的上海博物館買回來了，一時間人們都異常興奮，大家一下子都成了書法愛好者，據說去觀賞《淳化閣帖》的人，隊伍要排出幾百米。媒體更是大湊其熱鬧，各種報道現在早已煙消雲散，不必去說了。倒是上海著名的《文彙報》學術版曾經打著解決“千古疑案”的招牌，對本文提出的問題做過專門討論。筆者在此的全部研究工作，恰恰是為了證明這個所謂的“千古疑案”，既不“千古”，也不“疑案”，它隻不過是一些不太懂曆史的人幻想出來的假命題，或者是媒體無心而製造出來忽悠讀者的文化怪胎。但是鑒於《文彙報》這樣的知名報紙，都承認了假命題的“千古疑案”的地位，筆者也將錯就錯，明知是狗肉，也暫且把它放在羊頭下麵賣一次。這到底是個什麼千古疑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