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慶曆六年(1046)的九月十五日，應老朋友滕子京之請，範仲淹寫了一篇足以千古流芳的名文——《嶽陽樓記》。此時的範仲淹年近花甲，已經從宰相的位子上退下來，雖然上天還給他留下六年的生命時間，但屬於他的時代已經在一年前結束了。慶曆五年正月，範仲淹做帉州知州的命令發布了，他第四次因政治原因被迫離開了當時的政治文化中心汴梁。前三次都是直接被降職貶斥出京，這次雖然還體麵地頂著“參知政事”的頭銜，但政治風向畢竟開始轉變了，從此他再也沒有走進過帝國權力核心，隻能眼睜睜地看著凝聚著自己心血的革新措施，被一項項地廢除，而自己的所謂“革新同誌”，如富弼、韓琦、杜衍和歐陽修等，也都在這一年前後，被迫離開首都汴梁。剛剛有所振奮的大宋王朝被一種強大的力量，執著地拉回原來的運行軌道。曆史教科書把這一事件稱為“慶曆革新”的失敗，並以此為基礎解讀宋仁宗慶曆時期的許多政治文化現象（具體年份在1041——1048年，如果我們談到“慶曆之際”這個概念，則在這個時間區間再上下各推移十餘年）。這樣的解釋已經逐漸成為人們的曆史常識，在不知不覺中遮蔽了曆史上一些更鮮活的細節。我們這一章要做的工作就是沿著這些曆史的蛛絲馬跡，去再現當時的情景。在沿曆史長河上溯之前，筆者要提醒大家，這個工作雖然很有趣，但是也充滿了各種各樣的陷阱、暗礁，甚至上岸以後，還要做好準備，挨那些滿腦子“曆史常識”的先生們的痛罵。
範仲淹的崛起
筆者始終認為，範仲淹在20世紀上半葉之前，其巨大人格魅力的傳播與接受，與那篇《嶽陽樓記》有著重要的關聯，正是此文中“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處世宣言，標定了範仲淹在中國士人思想史中的高度。而20世紀中期以來，範仲淹在人們心目中地位的提高在於他改革家的身份。“改革”一詞在中國20世紀以來的話語中，往往都帶有一定的情感傾向，會不自覺地加深人們對範仲淹的人格認同。關於範仲淹的生平和思想研究，近幾十 年來已經成為一個大學術熱點，據 說已經形成了“範學”這一新的學術門類，與社會上流行的“紅學”相比，或許不夠熱鬧，但在相對寂寞的宋代文史研究領域，已經是難能可貴了。筆者不敢高攀“範學”的。門牆，隻是由自己的讀史原則出發，暫時把那些“曆史常識”放到一邊，和讀者一起去探尋範仲淹在北宋政壇的崛起和隕落之謎。
範仲淹在仁宗朝政壇的崛起，有內外兩個重要因素。我們先說內因吧，那就是範仲淹敢言直諫的士人品格，代表了11世紀上半葉北宋政壇新的士人風尚，成為北宋肇建六十多年士風涵養的重要成果，是著名的“慶曆精神”最重要的典型（“慶曆精神”的核心內容是“篤於自信”與“和而不同”）。談範仲淹不能脫離他具體的時代環境，讓我們先看看他所在的仁宗朝是個什麼情況。仁宗一朝可分成這樣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天聖、明道時期(1023 ——1033)，仁宗做著傀儡皇帝，一切大事小情都是宋真宗的遺孀劉太後說了算。據《湘山野錄》記載，劉太後“尊稱山呼及輿服，皆王者製度”，其下達的製令格式、稱呼上也和真正的皇帝沒有什麼不同，說到底這十來年真正的皇帝是劉太後。第二個時期是從仁宗明道二年親政開始，到慶曆三四年間範仲淹發起的新政短暫施行和徹底失敗為止(1033 ——1044)，此期仁宗在政治上奮發作為，這十幾年的時間雖然並不太長，卻是士風大振、著名的慶曆精神得以養成並在曆史舞台盡情表演的時期；慶曆五年以後一直到仁宗去世的嘉祜八年(1045 ——1063)，是仁宗政治的第三階段，此時仁宗保守求穩，政治上無可稱道，但慶曆年間種下的精神文化種子，卻在此期結出豐碩的果實，文學實績漸漸得以凸顯，並最終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北宋文學革新經過慶曆文人的辛勤經營，終於在仁宗朝末年獲得極大的成功，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家，在這一時期開始走人中國文學史。這裏麵的第一、第二階段就是範仲淹主要的政治活動時期。
劉太後的去世後，宋仁宗首先罷免為太後所重用的舊臣張耆、夏竦、陳光佐、範雍、趙稹、晏殊等人，這一方麵出於朝廷慣例，另一方麵也反映了宋仁宗急於表現自己執政能力的迫切心情。此時在劉後時代就當上宰相的呂夷簡積極為宋仁宗出謀劃策，成為宋仁宗親政之初重要的智囊人物，但他也沒有逃脫被罷免的命運。雖然史料記載，呂夷簡的被貶是因為仁宗的妻子郭皇後進了讒言，這似乎也為不久後發生的宋仁宗離婚風波埋下了伏筆，但筆者並不同意這樣的說法。仁宗很快就又思念起呂夷簡的種種好處，呂夷簡在被罷四個月後便重新獲得了起用，具體官職還是“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與被貶前絲毫不差。通過呂夷簡短期內的大起大落，我們能看出仁宗欲通過改革朝政一展胸襟的急迫心情，同時也暴露出他政治上的稚嫩。就在這期間，一些在劉太後當政時鼓吹“還政”論調的人和劉氏政權的反對派大都得到了重用。宋仁宗在朝廷上進行的人事大調整，除顯示出帝王對直言之士的欣賞外，也暗示著對劉太後之政的否定。此後不久朝野上下紛紛要求清算劉太後執政時發生的種種政治事件，即說明了宋仁宗的做法，已經在某些善於觀風使舵的士人中產生了較普遍的反響，而且據說對劉太後頗有不滿情緒的宋仁宗也正打算這樣做。但範仲淹顯然不是那種見風使舵、小雞肚腸之輩，他勸宋仁宗要多考慮考慮劉太後對宋朝的貢獻，不要在一些小事上斤斤計較，即所謂的“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這才使仁宗感悟，調整了相關政策，本著“往者不諫，成事不說”的原則，下詔禁言垂簾時政。範仲淹就是在這樣一個人事變動和士風嬗變的大背景下，獲得仁宗的賞識和提拔，重新進入京城，為進一步崛起蓄勢。
仁宗一係列政治舉措，對士人傳遞出新的政治信號，這種信號對士人產生的影響，不久就在另一場政治風波——“廢郭後事件”中得到了較為集中的體現。明道二年(1033)十二月，郭皇後因為爭風吃醋與宋仁宗吵了一架，爭執中失手抓傷宋仁宗的脖子。宋仁宗氣急了，把宰相喊來驗傷，並聲稱要馬上和郭皇後離婚。宋仁宗與郭皇後的婚姻本來就是劉太後一手操縱的，宋仁宗的初戀情人是一位王姓姑娘，但劉太後卻橫刀奪愛，硬是把王小姐許配給自己所謂的“娘家侄子”（劉太後出身微賤，本沒有什麼親人，這個“侄子”也是冒牌的），而重新為宋仁宗選了她認為合適的郭家小姐。成婚後夫妻二人關係並不和諧，說起來他們的矛盾也是劉太後當政時遺留下來的老問題。但皇帝離婚絕對是震撼性的大事件，在不少持儒家正統觀念的文臣眼裏，一國之君因為家庭瑣事而輕言離婚會有損國家的聲譽，因此不少人都不讚成宋仁宗離婚。以孔道輔、範仲淹等為主的“保婚派”認為不能以小過廢後，為達到諫止的目的．他們甚至采取了極端手段，這就是所謂的“伏合請對”。“合”在唐朝是指大明宮中的紫宸殿，當時皇帝每月的初一、十五在這裏接見群臣。但是在宋代具體指哪個殿，筆者未來得及詳細考證，總之是皇帝的一個重要辦公場所。這夥大臣在寒冬臘月裏跪“合”外，堅決請皇帝出麵表態，這在君主專製時代，是十分嚴重的政治事件。在北宋的曆史上這是第二次“伏合請對”事件，上一次發生在四十多年前的太宗淳化年間，據《宋史》卷二八五記載“有上封請立皇太子者，（馮）拯與尹黃裳、王世則、洪湛伏合請立許王元僖，太宗怒，悉貶嶺外”。但那次“伏合請對”事件參加的人數很少，影響也遠沒有這次大。大臣們采取極端方式向皇帝叫板，一時間士風大振，也使剛親政不到一年的宋仁宗陷入了極其尷尬的境地。正是在這“伏合請對”事件中，呂夷簡站到了“士論”的對立麵，他不僅極力讚成宋仁宗離婚，而且還認為台諫“伏合請對，並非太平美事”，對參加這次“伏合”事件的人員，給予嚴厲的打擊。就這樣，剛被調進中央做官沒有多久的範仲淹又被趕出京城，這是他在仁宗朝第二次被貶。
呂夷簡本來在士人心目中有著較高的聲譽，但他之前所獲得的“士風”資本，經過這場風波幾乎損失殆盡，這大概是他後來與範仲淹產生矛盾的重要根源。因此等到範仲淹第三次進京當上開封府的行政長官後，與呂夷簡的矛盾就公開化了。範仲淹向宋仁宗上了《百官圖》，攻擊宰相呂夷簡任人唯親；呂夷簡也不甘示弱，奮起反擊。二人鬧到宋仁宗麵前，宋仁宗本來就不太喜歡範仲淹，因此又撤了這個性格剛直的首都市長的職，再次把範仲淹趕出京城，這是範仲淹第三次被貶了，也正是在這次事件中，歐陽修、尹洙、餘靖等人堅決地站在範仲淹一邊，或上書要求自貶，或寫信怒罵台諫官員，一時間群情激昂，與上次“伏合”事件一起，成為影響慶曆士風構建的兩個重要事件。在這兩個事件中，範仲淹都是重要的策動者，因此他對慶曆士風建設，可謂功不可沒。再加上第一次因得罪劉太後被貶，範仲淹此時獲得了北宋士人的人格認同，甚至到了天下人無論認識不認識他，都交口稱讚他是一個正人君子的地步。
可以說範仲淹的三次被貶，為他在政壇上的崛起奠定堅實的士論基礎，這都是他重新崛起的內因。而崛起的外因是當時北宋在宋仁宗和呂夷簡們的經營下出現了較大的問題，比較湊巧的是在寶元元年(1038)正月，汴梁城的上空響起了不合時節的雷聲，這幾聲雷響過後，官員們紛紛借機表達對時政的看法，他們按傳統習慣把自然災異和朝廷時政聯係起來，以表達自己的政見，並開始小心地觸及有關範仲淹的話題（範仲淹第三次被貶後，關於範仲淹的討論成了一個禁區）。官員們借助不合常規的自然現象表達政見的方式，大多數情況下總是能得到皇帝的尊重，這實際上也成為士人向皇帝決策質疑最慣用的和最正當的手法。範仲淹的這第三次起複，就與蘇舜欽、葉清臣等人論災異的奏疏有很大關係，雖然仁宗出於政治考慮專門下令禁止朝廷百官翻範仲淹的舊案，但是範仲淹複出的呼聲已不可阻擋了，他已經積累了足夠的“人氣”。再加上西北形勢的複雜化，朝廷上如果不順應民心，做一些人事上的調整，恐怕是說不過去了，於是仁宗恢複了範仲淹原來的官職級別，並把他派到西北去和韓琦一起對付咄咄逼人的西夏梟雄元吳。
範仲淹的起複有兩個重要意義，第一個是範仲淹所倡導的篤於自信、不避權勢的士風獲得最高當局的默認，第二是士權在與皇權的對話中，借助天道的力量取得了暫時的上風。範仲淹在抗夏前線的軍事行動中雖沒有特別大的功勞，但他堅持保守戰略，在與元吳的對峙中也沒吃什麼大虧，一直堅持到宋夏和約簽訂，這也可稱得上範仲淹這次起複後重要的政績。西北形勢稍為好轉，要求範仲淹人京主持朝政的呼聲也越來越高了，範仲淹和老朋友韓琦一起，踏上回京的路程，去迎接自己人生輝煌而短暫的的頂點。
講講水洛城的故事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麵邊聲連角起，千嶂裏，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裏，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發征夫淚。
範仲淹這首寫於抗夏前線的《漁家傲》意境闊大、情調悲涼，悠悠羌管吹奏出來的思鄉之曲，千百年來感動了多少駐守邊疆的“春閨夢裏人”。就在範仲淹寫完這首開北宋豪放詞風之先的邊塞詞不久，宋夏邊境地區一個本來很不起眼的小軍事要塞——水洛城，突然引起了北宋政壇的一次大震動，餘風所及，成為埋葬“慶曆革新”的最後一壞土。慶曆四年(1044)年是關係到範仲淹“慶曆革新”生死存亡的一年，這一年發生的許多看起來與改革沒有什麼關聯的事件，但是卻透露了士風嬗變的信息。如果尋找慶曆四年的關鍵詞，首先躍入我們眼簾的就是“水洛城”。“水洛城”這三個字頻繁出現在公元1044年的官方文件和士人話語中，對當時的政治生活產生重要的影響。
宋代的水洛城在今甘肅省莊浪縣域內，北宋時為秦鳳路的德順軍所轄，是渭州與秦州的聯絡點，《宋史》裏這樣寫到：“西南去略陽二百裏，中有城日水洛，川平土沃，又有水輪、銀、銅之利，環城數萬帳，漢民之逋逃者歸之，教其百工商賈，自成完國。曹瑋在秦州，嚐經營不能得。”（卷三二四）大中祥符九年(1016)，大將曹瑋在一個叫“南市”的地方修建了城堡，據《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這個“南市”處在一個很好的地理位置，可稱得上是塊戰略要地：“西南距州百五十裏，東北距籠竿城八十裏，秦渭相接，扼西戎要處也。”曹瑋在南市修建軍事設施有功，得到了朝廷的嘉獎。筆者手中的宋代曆史地理地圖沒有“南市”的具體位置，不過筆者大學時期學習過地圖繪製，根據曆史文獻的描述，可以大體標定“南市”的方位，經過對比發現，“南市”的戰略地位和地理位置都與水洛城差不多。可見“南市”可能是大將曹瑋退而求其次的築城選址。不過，曹瑋“經營不能得”的城堡，數十年後卻被一級別不高的邊防軍官築成了，這個人就是慶曆四年“水洛城事件”最直接的當事人劉滬。
《宋史》中有關劉滬的記錄大都與水洛城有關。他本人是名將之後，家世顯赫，有一個遠較他出名的哥哥劉渙。劉渙在劉太後獨擅大權的時候，敢於冒死上書請求太後歸政於仁宗，受到宰相呂夷簡的賞識；仁宗親政後執意與妻子郭皇後離婚，劉渙與孔道輔、範仲淹等人一起參與“伏合”抗議，直接向仁宗和宰相叫板，贏得極高的士林評價。劉渙的弟弟劉滬是在宋夏戰爭中成長起來的基層軍官，在屢敗屢戰的宋人軍隊中，算得上是一名比較有軍事才能的將領，頗受當時邊帥範仲淹、韓琦的賞識，範仲淹就曾評價“劉滬是沿邊有名將佐，最有戰功”（《奏為劉滬董士廉修水洛城乞委魚周詢等勘鞫》，《範文正公政府奏議》卷下）。慶曆元年(1041)，宋軍在好水川被西夏打得大敗後，許多邊將聞風喪膽，大白天的也緊閉城門，任憑西夏鐵蹄在周邊騷擾，而且借口軍情緊急，不敢打開城門讓城外百姓進來避難。劉滬則一方麵積極備戰，一方麵大開城門接納難民，老百姓送他一個美號叫“劉開門”，可以說劉滬在邊境地區還是有較高聲望的。
劉滬為什麼想到要築水洛城呢？其實雖然慶曆四年的朝廷對是否要築城於水洛議論紛紜，但邊防官兵收複水洛地區，使築城與否有被討論的資格，這個過程並非一帆風順，其間也是刀光劍影、動人心魄。最初，“（劉）滬進城章川，收善田數百頃，以益屯兵，密使人說城主鐸廝那令內附。會鄭戩行邊，滬遂召鐸廝那及其酋屬來獻結公、水洛、路羅甘地，願為屬戶。戩即令滬將兵往受地”。在宋夏戰爭中，那些處在兩國之間部落的去留就有時候很關鍵，因此劉滬策動他們支持宋朝、主動獻出一些戰略要地，應該說是很講軍事策略的，獲得時為陝西四路都部署（相當於邊防總司令，此官職下文有專門解釋）鄭戩的賞識與支持，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這樣的臨時結盟往往還存在許多變數，“受地”的過程危機四伏。《宋史》裏這樣寫道：“既至而氐情中變，聚兵數萬合圍，夜縱火呼嘯，期盡殺官軍。滬兵才幹人，前後數百裏無援，滬堅臥，因令晨炊緩食，坐胡床指揮進退，一戰氐潰，追奔至石門，酋皆稽顙請服。因盡驅其眾隸麾下，以通秦、渭之路。又敗臨洮氐於城下。”（《宋史》卷三二四）這場戰鬥被中國軍事史家忽略了，千人對數萬，“數百裏無援”，人數處於絕對劣勢，又孤軍懸於險境，缺乏策應與支援，這樣的仗都能打得贏，劉滬是有些軍事才能的，特別是他下令“晨炊緩食”，既充盈著一份有戰必勝的自信，也表現出“滅此而朝食”的英勇氣概，他那坐在胡床（一種軍隊上常用的簡易坐具，在我想象中大概類似於現在北方所謂的“馬紮子”）上從容指揮的大將風度，在積弱的北宋軍隊中也確實不太多見，令人想見其當年風采。可惜筆者沒有搜集到更多關於此戰的曆史資料，相信這場以少勝多的戰鬥背後，一定有不少鬥智鬥勇、可歌可泣的故事。
宋軍取得了勝利，“受地”行為得到軍事行動的保障，如何“守地”就成另外一個大問題。在軍事、地理環境複雜的邊境地帶，部隊無險可據、無城可守，無異於刀俎下之魚肉，鄭戩、劉滬當然深明此理，因此．鄭戩支持劉滬的城水洛主張，他在上朝廷的奏章裏說：“德順軍生戶大王家族元寧等以水洛城來獻。其地西占隴坻，通秦州往來道路，隴之二水，環城西流，繞帶河、渭，田肥沃，廣數百裏，雜氐十餘落，無所役屬。尋遣靜邊寨主劉滬招集其酋長，皆願納質子，求補漢官。今若就其地築城，可得蕃兵三五萬人及弓箭手，共捍西賊，實為封疆之利。”（《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四四），大體意思是一些本來不依附大宋政權的少數民族前來歸順，並獻出水洛城，鄭戩派部將劉滬前去接洽，工作很順利，當地的土著對大宋政府和政府軍表現出極大的信任。如果趁此機會在水洛修建有軍事防禦功能的城堡，把它當做對付西夏人的戰略要塞，對保衛大宋王朝的安全很有意義。朝廷聽從了鄭戩的意見，就讓劉滬負責主持修城事宜。這樣，築水洛城的工程就在劉滬的領導下“合法”地開始了。鄭戩的上書在慶曆三年十月，而朝廷後來又在慶曆四年正月下令罷修，即使考慮到文件來往時日，到朝廷罷修的命令下達時，水洛城的工程大概已在嚴冬季節進行了兩個多月。
該不該修築水洛城，從一開始就存在不同的意見。據現有材料看，早在慶曆二年正月的一篇奏章中，範仲淹就提出“進修水洛”的建議，當時朝廷的態度是：“詔陝西諸路經略招討司參議以聞。”（《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三五）就是讓抗夏邊境各戰區司令部人員討論一下範仲淹的提議。很快，範仲淹的老朋友，也正在抗夏前線工作的韓琦提出反對意見，他認為修水洛城花錢太多，軍事價值又不太大。慶曆時期的朝廷是最沒有主見的，這大概也是所謂“慶曆士風”得以涵養的重要條件。宰執大臣們沒有做深入的調查研究即聽從了韓琦的意見，下令不要去修水洛城了。實際上此時修水洛城，大概還要麵臨如何收伏水洛地區少數民族的問題，範仲淹隻是提出一個戰略考慮，因此朝廷不同意他的建議，他也沒再堅持自己的看法。自此之後一直到慶曆三年十月，一年半的時間裏再沒有人專門討論水洛城的事，這座還沒有正式納入大宋軍事勢力控製範圍內的小城，幾乎被人們所遺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