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詩珮文章洋洋數萬言，我特別感興趣的是理雅各給“翻譯官學生”學中文用的是什麼教材。關詩珮說在英國殖民公署檔案找出來的資料中看不到有特別為課程編寫的教科書，但根據考試內容及試後的報告所見，理雅各選材可分兩類：第一是宗教類，以新約《聖經》約翰福音為主；第二是中國經書，以四書如《論語》《孟子》為主。此外還有《三字經》。
從考試的試卷可見，理雅各對“尖子”學生的要求，不下於舊時私塾的老夫子。他往往要求學生把中文經書片段翻譯成英文，同時亦要他們把英文《聖經》翻成中文。在口語訓練上，理雅各要求學生在對話中，除表達流暢，發音標準外，更希望他們在詞彙方麵盡量做到多變化。經過半年“地獄式”密集訓練後，“夫子”便派他們到法庭旁聽，每周兩次，以測驗他們聽取傳譯人員和證人供詞的能力。
“翻譯官學生計劃”自1861年起至1900年這三十九年間，香港一共錄取了五十七名學員，可見拔取的確是“尖子中的尖子”。且引關詩珮一段原文：“隻要我們舉出幾個曾參與這計劃來華學員的名字，即可了解這計劃對中國的影響力。例如曾在香港二十世紀推行國粹教育，被魯迅大力批判英國殖民者借助中國國粹來麻醉中國人，以求達到管治的目的第十七任香港總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1875-1947）……就是這個計劃於1899年招募而來的學員。”
關詩珮舉出的另外一位學員是莊士敦（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on，1874-1938），他是末代皇帝溥儀的英文老師，比金文泰早一年來港。莊士敦離開中國後，把見聞寫成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暮色紫禁城》），“繾綣之情，躍然紙上”。他後來出任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遠東係的中文教授。
魯迅憑什麼“批判”金文泰？他在《略談香港》（1927）一文引了《循環日報》兩條資料，一是1927年6月24日“金製軍”（即港督金文泰）在督轅茶會中以廣東話發表談話，應合周爵紳（周壽臣）和賴太史（賴際熙）有關“維護國粹”的言論，說明在香港大學成立“華文學係”之必要。全製軍舉出了三個理由：一是在香港的中國人“要顧全自己祖國學問呀”；二是“中國人應該整理國故呀”；三是“就係令中國道德學問，普及世界呀”。
金文泰談話次日，《循環日報》有報道說：“賴際熙太史即席演說，略謂大學堂漢文專科異常重要，中國舊道德與乎國粹所關，皆不能緩視……周壽臣爵士亦演說漢文之宜重於當世，及漢文科學之重要，關係國家與個人之榮辱等語。”
金文泰鼓勵中國人發揚“國粹”，是否可用“陰謀論”來解釋，當然值得討論，但我們不應忘記的是，他在“翻譯官學生”時代接觸的中國“國故”，是《論語》《孟子》和《三字經》這類“封建”教材。正因外國人可以對“九州震蕩風雷急”的中國政局置身事外，才令對我們的“國故”發思古之幽情。難怪西風殘照下的紫禁城，在莊士敦筆下盡見“繾綣之情”。
客觀地看，金文泰的“複古”言論，放在曆史的框架中，是一個“時代的錯誤”。1927年2月19日魯迅以《老調子已經唱完》為題在香港青年會發表演說。他破題就說：“凡老的，舊的，都已經完了！這也是應該如此。雖然這一句話實在對不起一般老前輩，可是我也沒有別的法子。……中國人的文章是最沒有變化的，調子是最老的，裏麵的思想是最舊的。但是，很奇怪，和別國不一樣。那些老調子，還是沒有唱完。”
老調子將中國唱完，但仍可繼續唱下去，因此有人覺得這調子不壞，你看，蒙古人和滿洲人先後統治過中國，最後不是如給我們同化了麼？魯迅的解釋也夠刻薄：“原來我們中國就如生著傳染病的病人一般，自己生了病，還會將病傳到別人身上去，這是一種特別的本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