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認為，中國的老調子在元朝和清朝還沒有唱完是因為“他們的文化比我們的低得多”。蒙古和滿洲文化不能跟西洋文明相提並論。英國人對我們身上的傳染病有免疫能力。金文泰的言論為什麼應該“批判”？因為倘若英國人“比我們更聰明，這時候，我們不但不能同化他們，反要被他們利用了我們的腐敗文化，來治理我們這腐敗民族”。
看日期，魯迅這篇演講詞比金文泰在督轅茶會上的發言早四個多月。由此可見兩個不同膚色、不同身份的讀書人對“整理國故”看法的差異。“金製軍”演說詞的結尾還引了一本中國留學生辦的雜誌封麵題詞“貢獻”給在場的聽眾：“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靈，大漢之發天聲。”
魯迅發覺製軍記憶有誤。這四個集《文選》的句子不是出現在《漢風雜誌》上，應是《漢聲》。製軍引文也有脫落，魯迅給他改正過來：“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靈，振大漢之天聲”。
理雅各對為大英帝國殖民地培訓翻譯人才的計劃，一直念念不忘。他出任牛津大學首任中文教授的Inaugural Lecture（就職演講）即就這題目發揮，鼓勵年輕人參加。他一再強調“牛津大學不應隻為培養居於大學象牙塔的學者而設，年輕學子應通過學習中國語文及文化知識，參與大英帝國遠東事務”。
理雅各的“翻譯官學生計劃”實施期間，英國的政界、外交界和商界，對通曉中文的翻譯人才，爭相羅致。粗通華語是一大資產，有利仕途。學員一完成課程後，幾乎都可以“搖身一變”成為政治架構中的中堅分子，出任高官如“布政司”（colonial secretary），或“撫華道”（Chinese protector）。其中有些還未完成課程時已被大商行如怡和“獵了頭”。學員毀約要罰款，區區小數，商行樂意支付。
這些學員中職位最顯赫的當然是“金製軍”。我們以他的言行來觀照理雅各“計劃”的成果，恐怕得用舊小說的套詞“話分兩頭”來解說了。先說魯迅的立場。太明顯不過了。他“批判”製軍的言論，反映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流思想。“國故”抱殘守缺。再引魯迅的話。“國故”這些“老調子”可怕的地方是因為這是“軟刀子”，像明朝的賈鳧西的鼓詞裏說的：“幾年家軟刀子割頭不覺死，隻等得太白旗懸才知道命有差。”
金文泰是大英帝國殖民地商官，除《聖經》外也讀線裝書。不管他私底下對五四運動的印象如何，就他的身份而言，他斷不能參加北京大學學生遊行、高喊“打倒孔家店”的口號。這樣看來，要是理雅各當初推動“翻譯官學生計劃”是為殖民地政府儲備人才，他目的是達到了。他采用“四書”作教材，也是順理成章的事。不讀《論語》《孟子》，難道教學生念李贄的《焚書》《續焚書》？
拿美國六七十年代左傾“知識人”的行話說，理雅各關心、投入社會的活動，在他們眼中一定是個Concerned Scholar。理雅各教授真是精力過人。“四書”、《道德經》《莊子》之外，他居然還找出空當翻譯《太上感應篇》這類“經典”以外的文字。理雅各身兼傳教士、Concerned Scholar和漢學家三種身份。單以Sinologist（Sinologue）的標準去衡量，他已成就驕人，這輩子沒白活。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街頭常見政府的告示，其中有警世的詩句：“隨地吐痰乞人憎，罰款千元有可能”（下麵兩句記憶可能有誤，不列）。也見“嚴拿白撞”和“行人沿步路過”的指示。這些告示的原件想為英文，後改為廣府話。“乞人憎”挑動港人的自尊心，比光禿禿的英文“No Spitting”見文采多了。“嚴拿白撞”該是No Trespassing吧？都跟“翻譯官”計劃無關，不瞎猜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