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頭上那本Merriam-Webster’s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 Dictionary居然沒有“Sinology”這一條。也許他們的編輯部認為像“漢學”這樣一個不合時宜的名詞，早該淘汰了。別的辭典倒有見載，但隻限三言兩語，如朗文的《當代大辭典》：“漢學（對中國的語言、曆史、文學的研究）”。
洋人眼中的“漢學”跟我們習稱的漢學或“樸學”各有不同，這裏未能細說。總之，在知識專門化、研究科目分工精細各擁山頭的形勢出現以前，“Sinology”這名詞雖然籠統了點，但對西方知識界的“一般讀者”說來，卻是一個不易取代、粗淺的“行業”指引。幾十年前，幾乎任何研究與中國文化有關的西方學者都可以統稱“Sinologist”，的確方便極了。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關詩珮女士近作《大英帝國、漢學及翻譯：理雅各與香港翻譯官學生計劃（1860-1900）》，文中的“理雅各”就是大名鼎鼎的英國漢學家James Legge（1815-1897）。理雅各是蘇格蘭人，1876年出任牛津大學第一任中文講座教授。關詩珮說得對，一般研究理雅各的學者，多注重他在Sinology上的特殊貢獻，但事實上他“對於中英關係、對於大英帝國如何部署及規劃在東方的長遠利益、穩定亞洲各地事務及政情，理雅各其實有更大的影響”。
理雅各活到八十二歲。他的一生同時侍奉上帝、無休無止地翻譯中國經典之餘，更沒有忘記盡公民本分，為大英帝國的長遠利益而推動翻譯官的訓練計劃，關詩珮文章談的，就是理雅各構想和執行這計劃的因由始末。為了取得有關史料和數據，她跑到倫敦殖民公署去翻閱各種原始檔案。
本來是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傳教士的理雅各，為什麼這麼熱心投入中國經典的翻譯？為什麼想到要在香港推動“香港翻譯官學生計劃”（Hong Kong Interpreter Cadetship Scheme）？
從關詩珮所引的資料看，1843年受教會派遣到香港的理雅各確是一位“國事家事天下事”都關心的讀書人。我在《翻譯的話語權》一文曾經提到鴉片戰爭期間英方的譯者，除了羅伯聃（Robert Thom）對自己國家武力推銷毒品感到道德厭惡外，再沒有聽到其他譯者的反對聲音。身為知名傳教士和漢學家後人的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在1832年怡和洋行找尋合適翻譯人員隨船北上售賣鴉片時，曾表示自己很希望得到這份工作。既然願意隨船北上做溝通，應該不會覺得售賣鴉片給中國人是傷天害理的事吧。
同樣是傳教士的理雅各對武力販煙始終深惡痛絕。他是以“貴格”（Quaker）教徒為核心會員、以反鴉片貿易為宗旨的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Opium Trade的建會會員。理雅各涉足世務，看來習以為常。關詩珮說他來到香港後，一直投入香港民間生活，除民生福利事項如反賭博、防止香港成為販賣苦力的活動外，他特別關注的是香港教育事業的發展。他身體力行，先後在政府教育局（Board of Education）分別擔任過成員、董事會成員和主席這種實職工作。
理雅各對香港“世務”之關心，影響較深遠的，應該是他一手策劃和推動的“翻譯官學生計劃”。原來他1843年自倫敦抵港後，即開始察覺到，英國人若要好好地管治香港，通曉中國語文的政府官員應占大部分。英國在鴉片戰爭前並沒有培訓在華官員和管理遠東殖民地官員的長遠計劃。跟清廷官員交涉時的譯員差不多全由傳教士扮演。鴉片戰爭後，英國在華的經貿和外交事務不斷膨脹。因語言障礙而衍生的溝通問題日見複雜。理雅各有見及此，希望把自己提出的翻譯人才培訓計劃納入公務員體製內，以確保香港政府在需要時可以不假外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