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小說史》在西方漢學界中是“橫空出世”，看來一點沒有誇大。夏公在出國前早已在西方文學浸淫多年，文學理論亦尾隨“新批評”諸大家，凡此種種，套用鄭教授的話說，“都令其文論與當時美國漢學界大相徑庭。後者忽視分析、義理，仍以實證主義考據、版本等為終極關懷，而眼界不及現代中國文學。……因此夏公1950年代的張愛玲論析，無論是當日的華文學界或西方漢學界，恐怕連‘逆流而上’都談不到，隻能視為‘荒野的呐喊’”。
二
拿相命先生的行話來說，夏誌清因《小說史》建立起來的名聲是“異路功名”。他是一個全科英美文學訓練出來的奇才，後來因時勢所迫留在美國“改行”講授中國文學，這對他說來想是個意外。說是“異路功名”，因為無論從個人誌趣或學術背景來看，他也萬萬想不到自己搖身一變成為一個美國學界老一輩的人眼中的“漢學家”。
重讀夏公收在《談文藝憶師友》中的幾篇自傳文章，深為他在追求學問表現的“堅貞決絕”精神所感動。他在滬江大學念三年級時就選了難“啃”的德文，作為攻讀英美文學博士對外語要求的預先準備。他在家自修時也沒有避重就輕，念的都是經典，像歌德的《浮士德》上下兩部。此外還有海涅（Heinrich Heine）的詩和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的詩劇。到耶魯上學的第一年就輕輕鬆鬆地通過德文考試。但接下來還要應付兩門硬邦邦的功課：“古英文”和“古代冰島文”。他苦練得來的德文閱讀能力都用得上，因寫讀書報告非要看德文參考資料不可。
夏公讀英詩，深受《荒原》作者艾略特影響。艾氏對十七世紀的“玄學詩”（metaphysical poetry）情有獨鍾，但夏公早在滬江當學生時就迷上了神秘主義詩人布萊克（William Blake）。布萊克的“預言詩”特別難懂，但夏公硬著頭皮把他稱為“怪詩”的《密爾頓》和《耶路撒冷》都一讀、重讀、三讀，讀得爛熟。這麼說，一來為了說明夏公讀書不知難而退。二來試看這位被華茲華斯視為“瘋子”的神秘詩人會不會因詩作曖昧難懂間接成全了夏先生留學美國。
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夏氏兄弟雙雙受聘北大英文係，濟安是講師，誌清是助教。胡適之先生這時從美回國，接任北大校長，不久即有消息傳出來，紐約華僑企業巨子李國欽答應給北大三個留美獎學金，文、法、理科各一名。北大全校資曆淺的教員（包括講師、助教）都可以申請。主要條件有兩個：一是當場考一篇英文作文，二是另交一篇書寫的論文近作。這些試卷和論文都由校方資深教授評審。
夏公決定以“瘋子”布萊克作論文題目。北大圖書館有牛津版兩巨冊《布萊克全集》，參考書也有三四種，加上平日以布萊克“粉絲”的心態搜羅得來的資料，最後寫成了一篇二十多頁的論文。即場考試由客座教授R。A。Jeliffe主持，出的題目是《出洋留學之利益》。夏公說得好：“真可謂‘八股’之尤。”
論文部分，由英文係的客座教授燕卜蓀閱卷。燕教授本名William Empson，英國人，劍橋大學出身，所著《七種歧義》（Seven Types of Ambiguity，1930）對英美文學批評風氣影響極大。他不屬於崛起於美國東岸的“新批評”陣營，但思路氣味相投。夏公在北大英文係當助教時期早已“忍痛”用相當於半個月薪金的價錢買了幾本“非買不可”的新書，其中有勃羅克斯（Cleanth Brooths）論詩的扛鼎名著《精致的骨壇》（The Well-Wrought Urn）。夏公說燕卜蓀在北大教書，相當清苦，買不起新書，因此他們兄弟看完《骨壇》後就借給他看。燕卜蓀讀後異常欣賞，自動寫了書評寄美國“新批評”旗艦刊物的Kenyon Review。文章刊出後，Kenyon 學院還請他教暑期班，從此跟美國的“新批評”學派建立了關係。